试论早期道教与易学的关涉
作者：章伟文 孔祥宇
潘雨廷和孟乃昌两位先生对《周易参同契》的真伪及成书年代也进行了考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道教协会编有“道教知识丛书”，《周易参同契考证》就是其中的一本，由潘雨廷、孟乃昌两位先生所著。其中，潘雨廷先生考证了跟《周易参同契》密切相关的魏伯阳、徐从事、淳于叔通大致的生活年代，通过对今本《周易参同契》文本的分析，说明他们三者与今本《参同契》的成书有直接关系。潘先生认为徐从事曾笺注《周易参同契》，并同意朱熹认为今本《周易参同契》后之《赞序》可能即为徐从事所作的观点：且“《参同契》一书，实为三人之言，主要作者为魏伯阳，内容为四字句的《参同契》，当魏氏回乡里，更以示淳于翼（即淳于叔通），翼为之作《乱辞》与《鼎器歌》，宜魏氏又为之补作《五相类》。”（潘雨廷、孟乃昌著《周易参同契考证》第１６—１７页，中国道教协会１９８７年编）而“淳于翼之年纪基本可确定。魏氏授以《参同契》，当在梁翼被刺前后，即以梁翼被刺年论（公元１５９年），翼约五十岁左右，伯阳可能长十岁左右，徐从事可能更长于伯阳二十岁左右。而《参同契》之书，约当顺帝（公元１２６－１４４年在位）末成于燕间，徐氏之上篇亦成。魏氏归会稽后，与翼相见而更撰《五相类》，即在梁翼被刺前后。经叔通之力，可于桓灵之际（公元１６７年）行于会稽。”（同上第１６—１７页）潘先生的考证说明今本《周易参同契》的主要内容在后汉时期已经基本成型。孟乃昌著有《〈周易参同契〉的著录和版本》一文，对《周易参同契》著录情况进行考察，以说明其确为东汉魏伯阳所撰，不是伪书。孟乃昌，孟庆轩两位先生还编有《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释集萃》一书，由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孟先生的论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首先，《周易参同契》传本在正文最后有内证，即“委时去害”这一段内隐“魏伯阳著”四字。这是东汉时代廋辞，即早期谜语。（潘雨廷、孟乃昌著《周易参同契考证》第２１页，中国道教协会１９８７年编。）其次，从内容上，“《周易参同契》对此经典的引用，是精心设计的。如：于是仲尼赞鸿蒙，乾坤德洞虚。稽古当元皇，关睢建始初。昏冠气相纽，元年乃牙滋。”（彭晓注本第十一章原文）经过历代注释，到清代才弄清楚，这原来是依次采用儒家六经《易》、《书》、《诗》、《仪礼》、《春秋》的第一句话，组成对创世、人类社会、男女成婚、生育下一代，即由自然到人类繁衍的全过程的叙述。巧妙之处不仅在于都选取了上述经典的第一句话，而且上述经典的引用顺序也正是汉代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所举的顺序，而不用《庄子•天下》、《庄子•天运》的经典顺序，这在当时恰是对新提法的引用。而且我们研究表明，这六经中缺少《乐经》，正是汉代今文经学派、古文经学派争论点之一，前者主张没有《乐经》，后者主张有而亡于秦火。《契》的成书正处于今、古文经学斗争互为消长的时代。”（孟乃昌、孟庆轩辑编，《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释集萃》第３－４页，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北京第１版。）孟乃昌先生还披阅《道藏》，检出唐宋炼丹术原著二十六种，摘出引《周易参同契》句子七十余条，分布于今本处甚为匀称，故唐以来本子即与今本接近。（潘雨廷、孟乃昌著《周易参同契考证》第２１页，中国道教协会１９８７年编。）第三，《周易参同契》著录于正史虽较晚，只能说明官方收藏情况，但该书自问世以来，私家著述却不绝如缕，有所提及。孟先生举的例子有：三国虞翻撰《易注》九卷，亦曾注《周易参同契》。根据在于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有：“易字下曰：‘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下月。’”而今本《参同契》确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句子；晋葛洪《抱朴子•遐览》有《魏伯阳内经》，似即《周易参同契》；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有：“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今本多作“吉”，这是指《参同契》四句廋辞隐“魏伯阳造”四字那一段；南梁陶弘景《真诰》卷十二有注：“《易参同契》云，桓帝时上虞人淳于叔通受术于徐从事……”；唐刘知古《日月玄枢篇》有：‘刘子曰：道之所秘者，莫若还丹；还丹可验者，莫若龙虎；龙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焉。”《道藏》托名阴长生注本与容字号无名氏注本，过去重视不够。陈国符以《唐书•地理志》等考订此书二本为唐本，孟先生还以唐代有关丹书的内容对此两种《参同契》注进行考证，证明其为唐本。（以上内容见潘雨廷、孟乃昌著《周易参同契考征》第２１至２４页，中国道教协会１９８７年编。）第四，唐以来，官修史书对《周易参同契》一般均有著录。如《旧唐书•经籍志》丙部五行类：《周易参同契》二卷，魏伯阳撰，《周易五相类》一卷，魏伯阳撰。《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二卷，又《周易五相类》一卷。《宋史•艺文志》沿之而扩大。郑樵《通志•艺文略》始别立《参同契》一门，载注本一十九部三十一卷等。五代及其以后，彭晓、朱熹、陈显微、储华谷、俞琰、陈致虚、蒋一彪、朱元育、张文龙、仇兆鳌等注本更是层出不穷，不绝如缕。（同上第２１页）
结合上述诸先生的考证，我们认为《周易参同契》并不是伪书，其主体内容应是出自于汉代，与汉代流行的黄老学和金丹道教有关。至于今本《周易参同契》在内容和结构上存在重复，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许多学界前辈都作出了说明。如宋元时期的俞琰认为《周易参同契》可能不像彭晓所说是由魏伯阳一人所作，徐从事、淳于叙通可能对之进行笺注，这些笺注的文字有可能被渗入《周易参同契》本文，造成经文出现了一些结构上的混乱；明杜一诚在俞琰之说的基础上，开始将《周易参同契》进行内容的重新分类，以四言为魏伯阳之经，五言为徐从事之注，《赋》、《乱辞》及《歌》为《三相类》，乃淳于叔通之补遗；潘雨廷先生基本以四言为魏伯阳作，五言及《赞序》可能为徐从事所作，“五位相得而得有合”为《五相类》的内容，可能为魏伯阳晚年所作（也可能为淳于叔通所作），而《乱辞》的文风与四言经不类，则可能为淳于叔通所作；孟乃昌先生也认为《周易参同契》四言、五言、骚体、鼎器歌，可能分属不同作者。他说：“关于《周易参同契》的作者，也应说几句话。若干时间以来，基本以魏伯阳为作者，彭晓本的序言尤为力倡。如前所述，经考证得知容字号无名氏和托名阴长生注本实早于彭晓。而这两本的序言均提出徐从事据古经写《契》，授淳于叔通，后又传魏伯阳。这与唐代《日月玄枢篇》的提法一致。从《契》文有‘八石正纲纪’和‘八石弃捐’不同，‘始文使可修，终竟武乃陈’和‘首尾武，中间文’不同，可证《契》非出自一人之手。而‘委时去害……’的廋辞，嵌有‘魏伯阳著’，可能有一部分四言句就是魏伯阳写的。而五言句、三言句是徐从事、淳于叙通写的。内容表明，五言句实为经，四言句为传。古代传统认识《诗经》是四言句，后来才有‘古诗十九首’等五言韵文，故有人认为《契》四言为经，五首为传，这是将文字传统不适当地推衍了所得出的结论。”（孟乃昌、孟庆轩辑编《万古丹经王一〈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释萃》第５页，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北京第１版）萧汉明先生则肯定《周易参同契》的五言句为《参同契》，四言句为《五相类》，它们的作者均为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的结构变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当后汉末至两晋，《参同契》（五言句）、《五相类》（四言句）各自为篇。第二阶段，南北朝至隋唐，《参同契》二卷、《五相类》一卷。第三阶段，隋唐之际，《周易参同契》上、中、下三篇。第四阶段，明以后出现以四言句为经、五言句为传的《古文参同契》。（详见萧汉明、郭东升著《〈周易参同契〉研究》第３８页至第４０页，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总之，虽然我们不能说今本《周易参同契》的内容和结构形式完全等同于后汉时代的《参同契》，甚至也不能说后汉时代的《参同契》就已经采用了《周易参同契》这一书名，但就今本《周易参同契》的主体内容来讲，它们均完成于后汉时期。在这一点上，诸位专家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故《周易参同契》可以确定为汉代金丹道教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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