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道教经济伦理刍议
作者：刘仲宇
则。这里讲的忠义，忠是忠于事，重然诺，是发自于内心的道德职任；义是适宜，即相互利益均得到保障，而不做对不起对方的、道德上有缺陷的事。忠与义相表里。
而财神身上一个重要的品格是讲义气。而其中最重要的代表神明，便是关公。关公本来是一位武将，即使后来地位提高到了天上，成为关圣帝君，被人奉为“协天大帝”——协助玉皇大帝处理三界事务的大天帝，也仍被称为武圣。但在他的身上，义重云天，成为老少皆知的道德楷模。所以在关公财神的神龛上常悬挂着写有“义冠古今”的大匾额。义是他的第一大品德。
关公成为财神，主要是靠了商业组织包括行会、会馆，也包括具体的商铺塑造。这一点，尤其要引起注意。
清顾禄《清嘉录》谈到当时苏州外省籍的客商，都建有会馆，而会馆例设关帝祠，或者本来就与关帝祠合一。而关帝前，为“主客公议条规之所”，也就是说，是买卖双方订立合同契约的地方。为什么订立合同契约要在关公前面呢?因为商业活动中，面对的经营伙伴，常是临时的，与本乡本土的熟人不一样；又是流动的，这也与农耕条件下远近乡亲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情形大不相同。合同的订立，必须对于双方有约束力才行，否则不过是废纸一张。也就是说，买卖双方的联系既为契约联系，那么重要的一点，是要寻找大家遵守的规则，而且要使这种规则产生有效性。古代中国，法制本来就不健全，而有关商品经济的立法更是长期残缺不全。因此，商家只能求助于大家的共同信仰的神灵，请他们来加以监督。这样，关公身上的义气便成了商业行为的道德准则，而这种准则又戴上了神圣的光辉，带有宗教道德的若干因素。所谓宗教道德的若干因素，是指宗教道德具有的报偿性的特点，即相信道德行为在冥冥之中，必会引起某种反响，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而实行这一报应的，是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神明。民间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教人不要欺心。在信仰神灵的人当中，这种神明在监察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观念，无疑起着构筑道德的警戒线的作用。以关公为证盟舍同、条规的神灵，所起的作用大抵如斯。由此可见，在财神关公身上体现的，正是商品经济中必不可少的对合同契约的尊重，只是这种尊重被打上了神性的烙印。
上面是就商业行为的双方而言，关公身上的忠义等品质具有监督当事双方履行合同的神圣性质，对于同属于一个行会或会馆的众人而言，关公身上的义气又是建立经济团体并维系其内部团结的重要纽带。而这纽带的重要功能，是保证其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大家共同遵循忠义、诚信的原则，以处理内部关系，增强抵御外来压力的能力。由此再来看待作为财神的关公所凝聚的伦理内涵，其理是完全相通的。
须知，商业性的、行会性的组织，是人们的后天社会联系。离开了本土，成为同业者的组织，是后天的依靠团体契约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
接财神的活动，核心是求财利，但在财神身上又集中表现了义的品格，于是本来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争论不息的利和义二者的矛盾，在这里得到了统一。当然这一统一是曲折地表现在神灵的信仰上的。
市场活动中，所直接追求的是利，而从市场经济的总体要求来说，全局的利益更高于个别人的利益，全局的整体的利益，便常以“义”的形式出现。这样，就在求利的同时，要求适当讲“义”，也就是说，要求将利与义统一起来，反对见利忘义。而在关公身上的义，正是对过分的、单一的、个人的求利的一种制约。在将关公当成财神来崇拜的过程中，义和利是统一的，这种统一，采取了神圣的形式，因此具有一定的制约力量，但也因为采取的是超自然的形式，所以对于一部分并不虔信，或者只是求财神保佑，而没有打算实践财神身上的道德品格的人来说，就显得约束力度不足。不过，这是一般道德规范共同面临的问题。道德作为一定时代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本来就是靠人们心中的信念产生作用的，当道德行为产生问题时，最多也只能靠社会舆论加以遣责和规劝，而缺乏强制的力量。所以道德任何时候都不是万能的。从整个社会来说，除了道德还必须有强制性的法制来保障。现代社会只能走法制化的道路，以法治国。而道德只能扮演辅助的角色。然而，如果没有这种辅助性的角色，社会必然会陷入无数相互碰撞、相互对立的矛盾之中。道德作为维持社会和谐有序的基本底线，是不可或缺的。由此来评价财神身上义利统一的思想，仍旧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