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永恒的泪 不尽的愁
作者：陆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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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费多托夫娜很少回忆儿子短暂生平中的学生时期。不，她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一切：磨破的肘部，碰破的膝盖，记得所有的“差”、“很好”和所有的苦与乐。不过那时伊戈廖克已经不属于她一个人独有，那时学校已经插在她与儿子之间，已经为他创造了新的天地：他结交了自己的朋友，产生了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委屈，树立了自己的理想，这里没有安娜·费多托夫娜的份。学生时代的伊戈尔只有一半属于母亲，所以，她还是乐于回忆他娃娃的时候。
不过说实在的，她特别喜欢回想一件事，而且回想得很详细，那时她似乎还笑了。
伊戈廖克“私奔”西班牙。没有父爱的孩子要么特别顽皮，要么缄口不语。她的儿子属于后一类。缄口不语的人自己不会到处跑，但是很乐意听从到处跑的人的话。那次私奔西班牙的发起者是隔壁邻居瓦连京娜、伊万·达尼诺维奇的儿子沃洛季卡。他还曾想去埃塞俄比亚，帮助埃塞俄比亚人抗击意大利法西斯，但由于完全缺乏地理知识，途中迷了路，晚了。后来爆发了西班牙内战，住宅里筑起了堡垒。伊戈尔一起筑，邻居们不时被碰痛，他们捂着碰痛的部位骂他们，而整个住宅里整天震耳欲聋：“消灭法西斯!”
一年后，西班牙的局势危急，似乎少了沃洛佳，共和国派怎么也支撑不住了。单个儿去太难(又是该死的地理!)，沃洛季卡艰难地说服了伊戈廖克悄悄地去一趟马德里，等消灭法西斯后，回莫斯科过五一节。但是不知怎的，两个朋友从莫斯科白俄罗斯站出发，被邻居特罗菲姆·阿甫杰耶维奇发现了，那时整个单元的人都出来找，只有他碰上了好运气。
“淘气鬼，回家去!”
然而，无论安娜·费多托夫娜回忆自己什么时候的儿子——毫不懂事的，爬着的，跺脚的，偷偷去西班牙的，做她不懂作业的，但最终出现在她面前的仍然是：他慢慢地沿着楼梯走下去。每天晚上她看到的是她孩子瘦小的背影，听到的是相同的话：
“妈妈，我一定回来!”
她还清晰地回忆了她身后邻居的叹息声，那时她们还是大兵的妻子，但很快就可怕地、不明不白地渐渐成了寡妇。她回忆了大家庭里一次次为亲人举办的葬后宴，回忆了共同的苦难、共同的艰难处境，回忆起灰色的蛋粉面条、供应卡、商店定量购货卡——钱不够，从来没有买足，还有菜地。那时每家都有菜地，战后莫斯科靠菜地得到供给，靠菜地得到振兴。
菜地是不同的工厂分的，但是土豆却是全住宅大家一起种。星期天，或是晚上，轮流去种，去培土，去刨。大家围着桌旁吃饭，知道今天吃谁家的土豆，因为药剂师柳芭的土豆成熟得早，玛莎的土豆特别酥，瓦连京娜的油炸饼炸得比谁都香。如今已经没有这样的土豆了。而现在有三种土豆：集市上的，商店里的，还有古巴的，那时只有一种：大家庭的。对于所有经受过战争苦难的人只有一种。
她白天做家常事，晚上听念信，黎明前回忆，在永远不见天日的黑暗中度日。岁月在流逝，匀速而又不快不慢地数着分分秒秒，对人的命运依旧像过去一样漠不关心。不过，安娜·费多托夫娜已经不去注意自己流逝的时间。人过六十，发现必然很快了结，很快告别人生，这通常称为老年。安娜·费多托夫娜的思维清醒，生活上能自理，她生活的全部含义都在过去。如今的一切显得短暂，流逝迅速，她承担的家务不多，现在值得她生活下去的所有真正价值是从塔涅奇卡晚上念信、短暂的睡眠开始的，以对儿子无休无止的美好回忆结束。在这里，在这些回忆中，她觉察到了自己的能量，她可以拉住时间，让它倒转，可以随意从中切出一段，自己任意重新安排。这是她私人一生熬得来的王国，于是，如果可以对安娜·费多托夫娜谈幸福概念的话，那么正是现在，在自己生命的暮年，她是幸福的。
大家已经隆重地给她做了八十大寿，来祝寿的不仅仅是全家，而且还包括以前与她肩并肩一起住在饥饿的大家庭里的姐妹的子女。他们在那个战争的第一个夏天学走路，呀呀学语，在地上爬，即使记不住她的伊戈廖克，但至少曾经看过活着的他。所以，她特别喜欢这些实际上已经不认识的陌生人的到来。
“等等，等等……”她用干瘪的手指摸着一个来客的脸，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原来这样，是住在洗澡间的波琳娜的女儿，叫罗扎?”
“是罗扎。”
“记得，记得……”安娜·费多托夫娜的头明显地颤抖了一下，但是像所有的盲人一样，她的头直直的，抬得比一般人稍高一点。“你长在这里没有阳光的地方。所以我们叫你‘白玫瑰’，没有白叫。结婚了没有?”
“安妮娅大妈，请把手伸出来，”昔日的白玫瑰、今日风度翩翩的太太抓住老人干瘪的手，把它贴到她身边男人的脸上。“认识一下，他就是我的丈夫安德烈·尼基季奇。”
“安德烈，你好!你们有孩子了没有?”
“大的女儿随建筑队走了，儿子在部队里，”罗扎的丈夫说。“我和罗扎都老了……”
妻子恶狠狠地拽了拽他的袖子，接着他内疚地缄口不语了。其实，安娜·费多托夫娜一点都不悲伤，她想，如果孩子的孩子已经在部队服役，去了她看不到的建筑队，那么她这个老太婆已经老朽!当兵，去建筑队，这没有什么，是好事，只是千万别爆发战争。千万别让孩子们再像伊戈尔一样从楼梯走下去与母亲生死离别。
这类担忧经常光顾她：她接受她周围的生活，感到亲近，这类生活表面上理解不了，实质上现在她觉得这类普通生活类似以前合用套间的大家庭。这里，大家生活在一起，这里，大家都是自己人，这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里，大家吃着大家一起种植的土豆，这里，孩子们又会突然离开。下楼去莫名其妙的地方。她特别担忧所有的母亲。
“安妮娅，您认出我了吗?”
她爱抚地摸了一下说：
“是盖拉。尤尔卡在哪儿?他没有来?”
老人弄混淆了，现在站在她面前的是尤里，尤尔卡，不是盖拉。不过，谁都没有纠正她，只是笑了笑。尤里先是疑犹豫地干咳了一声，然后口气坚定地说：
“安妮娅大妈，您是问尤尔卡?尤尔卡现在在帕米尔建设水电站，他让我们向您问候!祝您老人家长寿!”
“请入席，孩子们，请坐下!”里玛下了“命令”，“把寿星请到上席!”
大家刚刚坐下，就马上滔滔不绝地拉起了遥远年代的话题。客人们回忆的往事，有大家一起说的，也有单个儿讲的，但不知怎的，回忆有些太概括，好像他们在来这儿前读过几篇有关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的文章似的。安娜·费多托夫娜什么都没有觉察到，她感到无限的幸福。里玛一年前已经退休，她头发斑白，身体发胖，现在她非常满意。之所以满意，是因为她不是简简单单地把这些客人请来为老人祝寿，而是作了精心的安排。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难怪伊戈廖克想和她通信。她事先从图书馆选了一些小册子，分给客人看了，这样大家都能在一起谈论各种话题，甚至争论上几句，里玛什么都了解伊戈尔，只要及时地补充、纠正一些细节即可。一切都进行得惟妙惟肖：过去的大家庭给失去亲人的老太太做了八十大寿，很少有人这样做。
之后，一九八五年，到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人们准备、企盼节日的到来，理所当然地引以自豪。电视上又开始播放战争题材的故事片、有关战争的新闻、歌曲、诗歌、回忆录和纪录片，现在要比一二十年前播放的多得多。除了安娜·费多托夫娜，大家都看了电视系列片《战争的战略》。安娜·费多托夫娜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她既难过又苦恼，因为只有她一个人能认出遥远的一九四一年亲儿子离家时的孩子背影，而双目失明又永远剥夺了她看的机会。剥夺了她最后一个奇迹的机会：临死前看一眼早已经死去的儿子。
一九六五年闪过的身影说不定不是她的伊戈廖克呢?更何况她看到的背影一晃而过，没有来得及看清……不过，她心灵的最最深处，有一个违背自己心愿的秘密：这不是他，不是她的儿子，不是伊戈廖克。然而，她听不进理智的、合乎常理的话，她想相信，伊戈尔尽管死了，但似乎没有彻底地死去，似乎不是全死了，可不是!他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会在烈士公墓里腐烂，不会消亡，他会永远留在发白的胶片上，摄影师不是专门给儿子拍的，是拍摄前线实况时无意中进入镜头的。她儿子真的在这个前线实况里生活、战斗过，现在她的儿子永远地保留了下来。她想相信这是真的，她也必须相信，然而，她相信了。她只是相信，什么都不想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