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存在感:无药可治的生命之疼

作者:毕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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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我第一次躺在牙科手术椅上的情景。那医生的脸几乎全躲在大口罩后面了,只有两只滴溜溜的眼睛。我不知道他将要怎么做。我只能从那眼睛不安地揣度他的居心。我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金属器皿在铿锵碰响。我瞧见一个形如钻头的东西旋转了起来,然后又停了,好像是要先让我瞧瞧它的厉害似的,然后,再伸到我的嘴里。
  我大张着嘴。与其说是怕被那钻头触着,毋宁是为了讨好母亲,我从一开始就大张着嘴巴,好像要以此来向母亲谢罪。那钻头在我嘴里又旋转了起来,可是很奇怪,并不疼,只是发着夏天蝉鸣的声音,像搔痒,倒给我几分安逸。终于有点疼了,却也并不那么疼,可以忍受。再疼了些时我就用指甲抠自己的手肉……我忍着,像水中炖煮的青蛙,抽着腿,能忍则忍,直到彻底把我疼晕。
  这感觉是那么的让我刻骨铭心。我一生都摆脱不了这梦魇一般的感觉。五岁起,我的牙齿一颗颗轮番动手术,又是车,又是填,又是拔,什么榔头铁锹都用上了,可是我却惟一只有这个感觉。后来在语文课上学鲁迅先生的文章,读到“麻木”一词,我总想到了它。
  “只能杀神经了。”十岁时,医生对着我的恒牙说。
  “这样就不会疼了,”父亲说,“疼,是神经的作用。”父亲也是一名医生。他所以对我说那些原理,也许是想用科学知识释放我的恐惧,可是却更增加了我的不安。我从此明白了人的身体上原来像电网一样密布着那个叫做“神经”的东西。还有数不清的血管,里面有血在穿走。想想吧。我的血管内壁总是被血磨蹭着,一不小心碰到了哪里,哪里的神经就会被电击一样迸出火花来,那该是怎样可怕的景象!我的脑袋里总是充满了这些怪念头,说起话来也古里怪气的。上体育课,跑步,跑得满脸通红,我就说,这是血在往头上冲;有人患了感冒,我就说现在他身上白细胞正在跟细菌激战。弄得大家浑身不舒服起来,都讨厌起了我。我从小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老师也不喜欢我。
  “你总是讲怪话!”老师说。
  “可是我疼!”我辩。
  “就你娇气!”老师说。“你瞧人家……”初一时班主任总是指着我们班的班长这样对我说。班长也是一个女孩,非常不娇气,非常懂事。有一次她放学回家掉到路边一个没井盖的下水道里去了,砸得头上隆起一个大包,手骨头也折了。有关部门都在推诿责任,她却在班会上大讲起自己如何战胜疼痛来了,还把头一昂一昂的。她额头上的包也随之一闪一闪的,看了都难受。完了,还要把手举过头顶行队礼,被绷带牵住了,她却还坚持。她怎么就不疼?我都替她觉得疼。
  生命的疼痛如此尖锐,我无法回避。头疼、牙疼、肩疼、肌肉疼、跌打损伤疼,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如此尖锐而赤裸裸。我还想到了死,那是怎样一种极端的疼?那是一生疼痛的总复习。可是疼痛是不是有极限?超过了这极限,感觉疼的生命就不存在了,所以死又是一种解脱。我曾经苦苦寻思怎样死,怎样死法才不疼。跳河?上吊?割脉?我想到了吃安眠药,那样睡死过去一定就不会疼了。我还一度真的积攒起安眠药片来了。我钻进我父亲所工作的医院的药房,装作玩,跟那些药房叔叔阿姨打得热乎。我故意指东扯西,打探到安眠药装在那个褐色瓶里,然后趁他们不备偷走几粒。我不敢多偷,怕被他们发现了。
  我从小就深谋远虑。我不能不深谋远虑。我也不敢放在家里,怕被父母抄出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塑料铅笔盒夹层内,每天随书包带走。那一阵,每天我背着书包连同安眠药上学走出家门,都会生出一丝跟家永别的感觉。我禁不住把我熟悉的一切包括每双拖鞋都扫视一遍,那感觉既怅惘又轻松,还有那么一点悲壮。可是有一次,我从电视上瞧见一个中年妇女服安眠药自杀了,她的脸居然淤得发黑。“她服了安眠药怎么还会难受呀?”我脱口就问出来。
  “你以为服了安眠药就不会难受了!”父亲道。
  我的心猛地一沉。“那……人该怎么死才不难受呢?”
  “哎呀这孩子怎么乱七八糟的!”母亲马上打断,“什么死不死的,小小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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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岁,我来了月经,痛经也随之而来了。有一次,我甚至疼得滚到课桌下面去。当时正在上生理课,生理老师慌忙把我送到了楼下的校医务室。校医说,没什么,痛经而已。可是我还是疼得在检查床上打滚。同学们全从教室里跑出来了,我听到了楼梯噔噔响,整座楼好像都要震塌下来。我感觉到了他们在医务室窗外看。我知道自己很丢人,可是我没有办法。我甚至还听到几个男生起哄声。我听见生理老师在外面冲他们喊:“干什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嘛!”哄,他们跑了。
  那以后我简直无脸面对同学们了。男生们总是用特异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就是生理实验室那个人体标本,他们已经破译了我的秘密。而女生们也怪起我来了,因为我连累她们也成了标本,暴露了她们的秘密。她们竭力避免人家把她们跟我联系在一起,排队,男女分队,她们就挤在一起,躲我远远的。好像她们并不跟我同样性别,有同样的生理构造,她们并没有月经,好像满电视的卫生巾广告都不是为她们而做的。她们把卫生巾紧紧实实垫在内裤内(那小心翼翼藏着卫生巾的内裤多么假惺惺呀)。她们照样说呀,笑呀,体育课叫跑一千五百米就跑一千五百米,丝毫不说一个“不”字。可是我不行。虽然我也很想行,可是我坚持不了。我第二次出了丑,跌倒在跑道上。学校赶紧通知我的家长。我被送进了我父亲所在的医院。
  我被直接送到医生面前。因为我父亲在这医院,我拥有这个特权。我不需要排队挂号。我瞧见一个老人蹲在挂号窗口旁拼命呕吐,他的手还死死占在窗口铁栏上,那么的孤单无援。他家里人呢?可是他即使有家人是不是能拥有特权?可是我拥有特权又能怎么样?仍然要经受漫长的常规程序,量体温,血压……这是不是一个病人必须承受的痛苦过程呢?即使你再有特权,你是中央首长。
  医生叫我躺了下来,脱下裤子。医生是女的。可是我根本没有去想向我下这羞耻命令的是男是女。她突然撑开我的什么东西,我感觉到一种奇特的被撕裂的疼痛。我全部的神经都痉挛了起来。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有这个器官。它就是疼。可是她那只残忍的手是那么的理直气壮。好不容易才饶了我了。她到边上洗手台洗手了。她说:“没关系的。”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说没关系。我明摆着还在疼。她又坐到了诊桌旁,说,开点中药吃吧。
  什么?中药?我很知道中药药性慢。开了药,提回去,先浸,后煎,再沏茶一样细细沏出来……我就常见到我妈这样。可我的疼就像一个毒蝎趴在我的身上,我巴不得早一秒钟扒了它!“我不吃中药!我要西药!”我叫。
  她吃惊地瞧了瞧我,又瞧我爸,笑了。我爸也笑了起来。“真是耳濡目染呀,小小年纪也知医晓药的。”她说。
  “吃中药少副作用。”爸说。
  “不,我不怕副作用!我要吃西药!”
  她又笑了,还伸出手摸我的后脑勺。“没关系的……”她又说了“没关系”!什么“没关系”?你当然没关系了!疼不是在你身上。我真想干脆钻到她的诊桌下打滚。“我不要中药!”我喊。
  “好好好,”她又呵呵笑了起来。那笑充满了诡谲,像个妖婆。“要西药就西药。我就给你开西——药——”
  可想而知,这妖婆给我开的仍然是中药。我于是又在第二天痛倒了,她才不得不开了西药。可是西药也不能解我的痛。下个月,我再一次痛到了地上。那是一个深夜,我在地上打滚,浑身黏糊糊的,我知道这是血,我在血中打滚。满屋子被我搅得一片狼藉,床歪了,挂衣架倒了,被子拖到地上跟桌腿椅腿搅在了一起。妈慌了,央我爸去找主任。主任是我爸的好友,又是院长。爸一走,妈就赶紧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喝我起来。我起不来。妈拖我我也起不来。妈突然一甩手,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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