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迈耶跳过了57个比他级别高的将军从中将军衔直接升为陆军参谋长。他的这一传奇般的晋升尤其明显地体现了导师指导对于一个领导人成长所起的关键作用。
为什么选择迈耶做陆军参谋长？为什么他能跳过57个比他资历更深的将军？迈耶解释说：
1979年我接到了赴德国海德堡任职的命令。这个命令已经公布，我们已经把一部分家居用品运上船，运货商在忙着搬其他东西。那时我也已经知道下一任陆军参谋长是谁。
星期五下午我接到哈罗德•布朗打来的电话：“总统明天早上要找你谈话。”也就是说星期六早晨总统要召见我，但很不巧，因为第二天就是我父亲的80岁生日，在我动身去欧洲前，我家要去宾夕法尼亚州的圣梅里斯给老头子过生日，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去。于是我这样回复他：“噢，哈罗德，很抱歉，明天我要去给父亲过80岁生日。”哈罗德不管这些，他说：“听着，我觉得明天来见总统这件事很重要。”他没告诉我总统找我有什么事。我答应去见总统，因为，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上司，他总是正确的。
因此我去见了总统。我猜总统可能想告诉我做出派我去欧洲的这个决定有多么伟大。我想向总统表示我同意他的这个看法，并告诉他我打算怎样在欧洲干那些大事。总统开始跟我谈起远东、朝鲜和其他许多地方。接下来对我说：“你的志向是什么？”我想，我才50岁，已经是四星上将了，即将到欧洲去当司令。我说：“好吧，告诉您，总统先生，这是真的——当我在本宁堡还是一名年轻中尉的时候，我常在巴尔莱尔大街散步，穿过高尔夫球场。我决定有朝一日要住到巴尔莱尔大街两旁的某个大房子里去，训练在本宁堡的年轻军人。”总统说：“我不是问这个，将军。你的志向是什么？从欧洲回来后你打算干什么？”我说：“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我想我愿意做训练工作，或其他类似的事情。”总统接着说：“当陆军参谋长怎么样？”我对他说我从未真正想过要当陆军参谋长。他又说：“如果现在就让你当陆军参谋长怎么样呢？”我对他说了现在不适合当陆军参谋长的所有理由。总统说：“下周我再打电话给你。”
就这样我从白宫出来便驾车去圣梅里斯庆祝父亲的生日。为父亲过了生日后，我开车去巴莱克斯，星期日夜里到了那儿。一路上“如果现在”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我到巴莱克斯是为了履行负责作战的陆军副参谋长的职责，在星期一夜里回华盛顿前检查新部署的任务和其他几件事。在巴莱克斯，我再次接到了哈罗德•布朗的电话，“总统说让你现在就当参谋长。”突然之间，一个极其重大的责任降临到一个还不算太结实的肩膀上，你会对自己能做些什么感到困惑。
第二天当运货商在继续搬运东西的时候，我给家里打电话，告诉她我不去欧洲了，她也不用收拾了。
迈耶任陆军参谋长这项任命宣布后，当时的一位将军说：“他成为陆军参谋长是理所当然的。他在陆军的经历比大多数军人都完整，他曾在指挥和参谋岗位上工作过，曾去过欧洲、朝鲜和越南。他在五角大楼干过，知道怎样与国会打交道。他的职业经历里没有任何薄弱环节。”
的确，迈耶的军事生涯极其丰富，他在各个不同的关键岗位上工作过，积累了足以担当参谋长的各项经验，并且打下了做好这项工作必不可少的广博的人际关系基础。
还在少校军衔的时候，迈耶就幸运地被调到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工作。他对我谈起了这段经历：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吉姆•穆尔将军，当时穆尔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我担任他的副官和助理执行军官。我为什么能到欧洲任职这件事是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为什么会任穆尔的助手，它也表明人际关系对于一个人的进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我的一个同学卢•米歇尔为穆尔当了几年副官，当时我也在法国。在法国我过得很不错，工作也不错，下班后可以打高尔夫球。我们喜欢那个地方，与他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有一天，我接到米歇尔的电话，“穆尔将军今年夏天要找一名副官，你想来吗？”我回答说：“我跟妻子谈谈，回头再打电话给你。”当时我在学校里学习，我想，去他的吧，我不想被拴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里。我继续待在这儿不错，工作也挺好，上司对我很好，周围的同事也不错。
后来，我又接到米歇尔的电话，“你到底想不想过来？”我回答说：“算了吧，我决定不去了。”我刚说完这些，米歇尔又说：“等一下。”奎因将军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过来，“你这头蠢驴，快点过来，这对你是个重要的工作。”在第101空降师里，奎因将军曾当过我的营长，现在直接为参谋长穆尔将军工作。我不情愿地回答说：“是，长官。”
这件事说明生活一向不是简简单单的。在你工作过的部队里总有些长官对你有好的或差的印象，他们会希望或不希望你到某个岗位工作。
迈耶为穆尔将军当了两年副官和助理执行军官。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新的领域：参谋工作和国际行动。两年的时间里，迈耶直接参与了司令部的每一项参谋业务，为他提供了参与完成具有挑战性任务的机会，而在正常情况下，一名少校参谋是无法接触到这些任务的。迈耶经常陪同穆尔将军旅行，因而有机会坐下来听上司与其他领导人的交谈。此外，迈耶还有机会直接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将军打交道。迈耶告诉我：“穆尔将军的作用主要是为我提供锻炼的机会，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提供指导，必要时用自身的言行教导我。我们时常就广泛的主题进行面对面的讨论，有时也意见相左。他清楚自己在与一个没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轻人谈论广泛的国际问题，并从中汲取新鲜思想。”
通过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工作，迈耶还结识了两个朋友，这两位军官对他后来的职业生涯起着不小的推动作用。迈耶回忆说：“查理•科科伦和伍迪•伍德华德都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工作。科科伦负责核武器问题，伍德华德将军负责部队建设。他们俩都是非常优秀的指挥军官，当我返回美国时，他们都在陆军参谋长哈罗德•约翰逊将军办公室工作。”
回忆起在欧洲工作的这段机遇，迈耶说：“谈起导师的指教，我觉得它主要是指别人花时间向你提供指导，给予你教育，当你需要建议时，花时间解答你的问题。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既有鼓励也有鞭策。他们向部下敞开自己的家门，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从美国武装力量参谋学院毕业后，两位曾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为穆尔将军工作过的军官（上面提到的两人）把我引介到陆军参谋长的协调与分析办公室工作。”
这些关系为作为少校和中校的迈耶提供了在参谋长办公室工作的机会，并使他能够直接与艾布拉姆斯将军、约翰逊将军和韦勒将军打交道。迈耶还有机会直接与这些将军的副手打交道。迈耶还注意观察陆军参谋部内部争权夺利的情况。所有这些教育都是在穆尔将军的指导下获得的。迈耶有机会为一些在参谋职位上成长起来的将领工作，本来他不熟悉这些背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迈耶第一次与国会议员打交道，为高级将领到国会作证起草稿件，帮助即将退休的奥马尔•布莱德雷上将准备有关薪金问题的致国会议员的证词。因此，迈耶获得了观察、熟悉陆军参谋长办公室工作的机会，熟知这个办公室的主要职能。
艾森豪威尔对于如何成为决策者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制定决策的人身边工作”。迈耶将军的际遇表明，要成为决策者，必须让核心领导者了解自己。我们分析迈耶将军的经历和他所服务的对象，就会看到他喜欢说的“导师的指导”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