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空军的发展史上，有几个关键的领导者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是：空军上将亨利•阿诺德；空军第一任参谋长卡尔•斯帕茨；戴维•琼斯，1974～1978年任空军参谋长，1978～1982年任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了发展保卫空中力量，这些人甘愿无私奉献。在个人利益与空军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都以空军的利益为重，而不顾这一选择对自己前途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空军的发展上，阿诺德和斯帕茨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比利•米切尔对空军领导艺术的无私奉献，美国空军的发展历史就是不完整的。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并没有独立编制的空军，有限的一点儿空中力量也隶属于海陆军。
1925年7月5日，一个意外事件成为建立独立的美国空军的转折点。1925年7月1日和3日，美国海军接连出了两起飞行事故。7月1日，约翰•罗杰斯和其他四位机组成员在从旧金山到火奴鲁鲁的飞行中在太平洋上空失踪。舆论普遍认为飞机失事是因为逆风飞行，燃油不够。7月3日，失踪的罗杰斯和其他机组成员还没找到，“圣南多”号飞艇又遇上风暴，指挥官和14位成员全部罹难。有消息称，飞艇指挥官本来因天气不良拒绝飞行，但被迫执行命令。使事态更糟的是，海军部长对死难者漠不关心，宣称这两起事故恰好证明美国不会受到来自空中的威胁。
这些麻木不仁的话激怒了空中力量的倡导者和死难者的家属。
当时，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执行任务，他在第二天就上了电台，称罗杰斯和他的机组成员为“烈士”。7月5日，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了多年来他与他的上司之间的分歧。他指责说这些“令人震惊的事故……完全是无能、罪恶的无知和战争部与海军部对国防近乎背叛式的管理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的声明震惊了整个国家，但他敢于迎接闪电的轰击。陆军不可能让他轻松过关，因为这件事对陆军士气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在纪律严明的部队里，米切尔的这一“犯上”举动，将使他面临被告上军事法庭的危险。他的指责过于严厉，有关人士没法假装什么也没听见。支持米切尔的辩护者提出，军事法庭是参谋部长期以来对米切尔进行迫害所采取的最后一个步骤。在把米切尔送上军事法庭之前的几年里，米切尔一直被警告，如果他不停止建立空军的努力，就会被逐出现役。
米切尔此举意在迫使国会进行深入调查，以便使他一直在进行的用进步的和富有远见的政策来取代陈腐的现行政策的战斗中赢得理解和支持。米切尔公然提出，这些事故是由于军事航空业掌握在位高权重的“蠢货们”的手里，这些笨蛋“对飞行一无所知”，把飞行员当做愚蠢和错误选择时机的一场冒险的“人质”。
按照程序，军事法庭将会给米切尔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提出的指控是合理和有根据的，否则他将被逐出现役。在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他只能依靠既定的法律程序要求官方证人出席。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各种矛盾摆到桌面上。
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决定起诉米切尔上校，罪名是危害秩序和部队纪律，违抗命令，公然蔑视上级。
整个国家都在关注这件事。争议的焦点是：（1）是否应组建统一的空中部队，亦即一支独立的空军；（2）陆军和海军的保守势力是否妨碍了航空事业的发展和进步；（3）在晋升和薪金方面是否存在对陆军航空军官的歧视；（4）空中力量对陆战和海战有多重要，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辩护中米切尔指出：“在陆军里，我们没有空中力量，什么也没有，没有物资（指飞机和装备），没有人员（指飞行员、观测员、射手、机械师），也没有行动（指使用航空力量的方法）……我们的飞机在烂掉，它们很危险，不能完成现代空中力量的任何任务。”
米切尔试图让公众相信，问题出在“空中事务由陆军和海军掌管，由那些不懂飞行的军官在处理、管理和控制。他们对飞行近于无知，却武断地认为空中力量只不过是他们当前活动的一个辅助性的东西，而不是国家军事机器的一个主要力量。他们关于空中事务的证词几乎一钱不值……发展空中力量的声音在被听到之前就被压制了”。
米切尔接着将矛头指向美国陆军招募和训练机械师的体制。他认为“这个体制简直糟透了，陆军在用飞行员的生命来训练机械师”。米切尔还有预见性地提出，不仅要建立独立的空军，而且要将战争部和海军部重组为国防部，陆、海、空军都将是统一的国防部的下属机构。
米切尔的攻击引起了复杂的反应。某些不拥护米切尔空中战略构想的军官对他指责上级无能、无知和叛国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相信上级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内心都希望美国的安全尽可能获得最好的保障。
新闻评论就不只是不友好了。《纽约时报》评论员尖刻地指出：“米切尔上校不过是想出名，他认为自己应该出名，甚至还抱有幻想，错误地认为这样做会为他增添光彩，会赢得那些通情达理的人们的敬意。”评论员文章还指出，他的话将破坏他曾经拥有的尊重。
然而，米切尔拥有忠诚的支持者，他们相信米切尔的事业。其中的两个人为米切尔出庭辩护，他们就是后来成为二战时期美国空军最重要的领导者：阿诺德和斯帕茨。
他们两人都受到警告，不得出庭作证，否则将危害他们的前途，但他们对此不予理睬。
1925年，阿诺德为了维护米切尔，充分表现了他的勇气。尽管米切尔肯定会被裁定有罪，此时已是少校的阿诺德还是在军事法庭上勇敢地为这位敢于仗义执言的同仁辩护。在法庭审判中，阿诺德的陈词进一步证实陆军和海军人员向国会提供了错误或虚假的信息。阿诺德指出，他的上级无视当前外军装备飞机的情况和外军把空中力量作为单独军种的最新情况，向国会提供了起误导作用的信息。
军事法庭最终确定米切尔有罪，但阿诺德并不打算放弃“战斗”。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最先试图把战斗继续下去的是赫伯特•达古少校和我本人。在华盛顿服役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在国会和媒体中间有许多朋友，我们继续到比利（比利•米切尔）的家里去，也继续到国会山去，不停地写信，坚持战斗。
“案子已不得人心地结束了，传统势力不会允许我们这些小卒继续跳下去。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柯立芝总统本人是主要的原告。我们被召去就是对改变航空部队地位的不正常通信问题做出解释。达古少校遭遣责，被开掉了；我呢，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被流放了。”
导致阿诺德被流放的事件发生在对米切尔进行审判的一年之后。当时报纸上登出了一篇在暗地里广为传播的文章，这篇文章高度赞扬了航空部队却批评了陆军参谋部。艾拉•埃克上尉说：“陆军总检察官追查出文章是阿诺德写的。他使用了政府的打字机和纸张，被指控不正当地使用公共财产用于有预谋地针对陆军的犯罪活动。总检察官建议将阿诺德送交军事法庭。在帕特里克将军的斡旋下，阿诺德被解除了航空部队参谋的职务，被赶出华盛顿，沦落到堪萨斯瑞利堡担任一个航空小队的指挥官，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
流放到瑞利堡本该意味着阿诺德的前程就此完了，尤其是他还继续暗中为米切尔的主张进行游说。他从1920年到1931年一直是少校。为此他虽感泄气，但仍拒绝了好几个报酬丰厚的民航职位，因为他不想在遭到责难时离开。在米切尔受审之前，阿诺德就已经在组建后来的泛美航空公司的核心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并且拒绝了担任这个新航空公司总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