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杂语”与“复调”
作者：朱卫兵
这种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相混杂的语言表现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相对于语言文字的保守者们把古代汉语神圣化，视之为“国粹”，把古书上的记载固着化，当成是“历史”本身的观念，鲁迅在主要用现代汉语写作的小说中引入古代汉语，不是为了突出它的“典雅”，强化小说的“历史真实性”，而恰恰是为了凸现其人为地“叙述”和“书写”的非历史性，彰显其在现代语言环境和思想环境下的腐朽性和不合时宜。这样，鲁迅就通过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的混杂表现，为已经僵死的古代汉语赋予了现代含义，并且揭示出了古书上记载的所谓“史实”的“小说性”本质，从而收到了将历史题材现代化､将历史记载小说化的效果。
二､文学语言与社会日常语言的混杂
鲁迅一向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⑥他不像现今的一些自我封闭的小说家标榜“纯文学”，以为文学越“独立”越“纯粹”越好，他始终认为小说既是社会与时代充分的和全方位的反映，又反过来作用于时代，从思想意识方面影响社会的发展。体现在小说语言上，就是把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地域的日常语言引入到小说当中，使之冲破文学语言的纯粹性和单一性，从而展现出社会语言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特征，也使得《故事新编》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角斗场。“每一种语言，只有当它与所有进入同一个社会形成的矛盾统一体的其他的语言发生联系时，其独特性才得以揭示。小说中的每一种语言都是现实社会集团及其体现者的观点，社会——意识形态视野。”⑦
《故事新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解神话”，即打破今人对古人的偶像崇拜，让被神话化了的古代英雄哲人走下神坛，使之成为现代人能够理解的“真人”和“活人”。在小说当中，这种思想立场不是抽象地宣示出来，而是通过小说语言，通过活生生的语言形象体现出来的。《奔月》即是将优美的叙述和描写性文学语言与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日常语言相孱杂，从而写出了英雄的另一面相和尴尬境遇。文章一开头，鲁迅用生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打猎归来的后羿因为收获寥寥而踌蹰不安的动作和心理，接着让他用现代市民日常口语称呼叫了声“太太……”传神地状写出羿惴惴惶恐的心情。而在另一次出猎途中，紧接着“他只得绕出树林，看那后面却又是碧绿的高粱田，远处散点着几间小小的土屋。风和日暖，鸦雀无声”。优美的文学描写后面，则是羿大叫了一声“倒楣!”只有这种日常口语才出得了他胸中那口闷气。在他回家的路上，作者又描写道:“还没有走完高粱田，天色已经昏黑;蓝的空中现出明星来，长庚在西方格外灿烂。马只能认着白色的田塍走，而且早已筋疲力尽，自然走得更慢了。幸而月亮却在天际渐渐吐出银白的清辉。”在这片美妙的月色之中，紧跟着的却是“‘讨厌!’羿听到自己的肚子里骨碌骨碌地响了一阵，便在马上焦躁了起来”。文学语言与日常口语相互对照，映衬出后羿的极度落寞与沮丧。而当他回到家里，发现妻子嫦娥已经偷了他的仙药独自飞升，他弯弓射月而月亮却毫无伤损，最后只得坐在桌旁说:“我实在饿极了，还是赶快去做一盘辣子鸡，烙五斤饼来，给我吃了好睡觉。明天再去找那道士要一服仙药，吃了追上去罢。女庚，你去吩咐王升，叫他量四升白豆喂马!”则活画出一个末路英雄的无可奈何和一个乡野猎户的粗豪神气，一个崭新的后羿形象凭借着语言的魅力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在《非攻》里，鲁迅则赋予先秦圣哲墨子一种朴拙诚恳而又有些聪明狡黠的农夫语言，在叙述描写上也相应地粗简质朴一些:
他穿过厨下，到得后门外的井边，绞着辘轳，汲起半瓶井水来，捧着吸了十多口，于是放下瓦瓶，抹一抹嘴，忽然望着园角上叫了起来道:
“阿廉!你怎么回来了?”
这活脱脱是一个农人的形象，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古人于是变得可亲可感。
在小说中引入日常口语，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引入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视野。语言若是不被感受为这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视野，它就不可能成为演奏主题的材料，不可能成为语言形象。在《理水》中，鲁迅让“身穿深蓝色土布袍子，手抱孩子的妇女”——大禹的妻子在戒备森严､高谈阔论的京都水利局门外破口大骂:
这杀千刀的!奔什么丧!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就奔你的丧!做官做官，做官有什么好处，仔细像你的老子，做到充军，还掉在池子里变大忘八!这没良心的杀千刀!……
这种村妇泼口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民间立场，它与官方意识形态截然对立，向历来被政治伦理所褒扬的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德行提出了质疑，从而挑战了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有助于我们对大禹这个政治神话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重新认识。另外像《采薇》中伯夷和叔齐在首阳山上的对话:
“三弟，有什么捞儿没有?我是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响了好半天了。”伯夷一望见他，就问。
“大哥，什么也没有。试试这玩意儿罢。”
鲁迅有意识地用极度口语化的语言来表现“孤竹君之二子”的日常生活，这就揭开了一向被奉为“尚仁”､“节义”的偶像的另一个侧面，使得被历史单面化了的人物变得丰满鲜活起来，并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一个平民视角。通过语言的故意混杂，使神圣与粗俗､崇高与卑下､聪颖与愚蠢等接近起来或是融为一体，使等级规定好的界限被打破，樊篱被逾越。于是，偶像在一片俚俗的笑声中轰然崩坍，历史的片面性和虚构性也同时被揭示出来。
这种用俚俗的语言消解严肃话语的方法甚至侵入了《铸剑》这个义正词严､刀光剑影的复仇故事。鲁迅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说:“我想，《铸剑》没有多么难懂的地方。但要注意的，是其中的歌，意味都不明确。因为是怪异的人与头所唱，所以我们普通人当然难懂。第三首歌其实是伟美､雄壮的，但‘堂哉皇哉兮嗳嗳唷’，是用了猥亵小调的声音。”⑧把民间“猥亵小调的声音”插入到复仇者眉间尺所唱的“伟美､雄壮”的歌曲之中，给严肃紧张的复仇行为添加了几分轻松滑稽的气氛，但更重要的是它动摇了复仇行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暴露出这种一直被传统文化看作是可歌可泣的侠义之举，其内部确乎存在着与现代社会和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顽执与褊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