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杂语”与“复调”
作者：朱卫兵
摘 要:本文认为，鲁迅的《故事新编》在语言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杂语性”。它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人物个性语言的相互混杂操演，使之成为多层面､多元化､多样性的语言盛宴，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杂语小说的出色范例，同时在这种“众声喧哗”的“杂语”之中，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摩擦､撞击､交锋和对话，使《故事新编》成为现代中国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复调”展现。
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曾经指出:“小说作为整体，它是多风格的､杂语的､多声的现象。”①他认为，欧洲小说从语言的特点上来讲有两条发展线索。第一条线索历史悠久，从古希腊传奇开始，通过骑士传奇一直延续到那些推崇高雅语言的所有体裁，例如田园小说､巴洛克风格的考验小说､历史小说以及十八世纪流行的感伤小说等等。它们在语言上追求高雅､规范､统一，其基本特点是“单语性和单一的风格”②，“好像有一位语言上的米达斯，单语小说所触及的一切，不论如何卑俗，都可以被升高并点化为金。智者小说中有大量的奴隶和海盗，骑士传奇中有许多农夫，巴洛克和感伤小说里有好些粗野的士兵——但他们都以高贵的腔调说一种风格化的文学语言”③。这一条发展路线的小说尽管引进了日常生活的和半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但其目的在于排挤其中粗鄙的､多元化的语言，到处代之以同一面貌的“高雅化了的语言”。小说发展的第二条线索要晚于单语小说，它包括了那些最具“小说性”的小说——从古代讽刺性模拟的作品､惊险的日常生活小说，到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塞万提斯等人的小说､十七世纪的流浪汉小说､教育小说等，事实上囊括了所有现代伟大的小说。它把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杂语纳入小说语言的范畴，有意识地抨击标准的和其他独白式的“高雅”语言，并以此作为展示其异质性的主要技巧。它们运用杂语合奏自己的思想，常常干脆不使用直接的､纯粹的作者话语。杂语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多语性､多风格，使“艺术家技巧之外的，活跃于广场､街道､城市､乡村､社会团体､不同辈分､不同时代的话语的社会生活”④进入小说之内，形成一种内在的对话。杂语小说讽刺性地模拟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语言和高雅体裁，不断激化和强化杂语现象。杂语小说对一切自诩是唯一真理的语言，即巴赫金称之为“高调的谎言”表示怀疑，不断地致力于推翻单一语言的专制和独裁。在小说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这两条线索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阐明的，它们都对小说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在巴赫金看来，相比较而言，杂语小说这条线索更能体现小说体裁的本质特点，更符合文学发展的方向，具有更大的潜力。
借助巴赫金的理论视角，我们有理由认为，鲁迅的《故事新编》在语言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杂语性”。可以说，《故事新编》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人物个性语言的相互混杂操演，使之成为多层面､多元化､多样性的语言盛宴，从而为二十世纪中国杂语小说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同时在这种“众声喧哗”的“杂语”之中，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摩擦､撞击､交锋和对话，使《故事新编》成为现代中国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复调”展现。
一､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混杂
《故事新编》取材于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实，而这些原本都是用古代汉语记载下来的。与中国一般历史演义和历史小说不同，鲁迅并没有完全用自己时代的语言来取代它，没有为了使之“现代化”而竭力涂抹掉其原来的载体——古代汉语，使《故事新编》成为现代汉语的一统天下。恰恰相反，鲁迅采用仿造､改写以及直译等多种方式，有意识地保留了古代汉语的痕迹，使之与现代汉语相互混杂､对照､摩擦､碰撞，在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现实的语言状况的同时，巧妙地传达出自己的价值取向。
在《补天》中，女娲造出了许多“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之后，发生了共工与颛顼争帝导致了天崩地塌的灾难，女娲想弄清事情的原委，就与“小东西”们发生了下面一段对话: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伊顺便的问。
“呜呼，天将丧。”那一个便凄凉可怜的说，“颛顼不道，抗我后，我后恭行天讨，战于郊，天不佑德，我师反走，……”
“什么?”伊向来没有听过这类话，非常诧异了。
“我师反走，我后爰以厥首撞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我后亦殂落。呜呼，是实惟……”
“够了够了，我不懂你的意思。”伊转过脸去了，却又看见一个高兴而且骄傲的脸，也多用铁片包了全身的。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伊到此时才知道这些小东西竟会变这么花样不同的脸，所以也想问出别样的可懂的答话来。
“人心不古，康回实有豕心，觑天位，我后恭行天讨，战于郊，天实佑德，我师攻战无敌，殛康回于不周之山。”
“什么?”伊大约仍然没有懂。
“人心不古，……”
“够了够了，又是这一套!”伊气得从两颊立刻红到耳根……
在这里，女娲使用的是现代汉语，而“小东西”们所使用的则是鲁迅仿作的先秦汉语，两者之间隔着一道厚厚的语言之墙，无法交流。“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以白话文运动为其先声和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为了传达新思想，普及现代科学观念，力主以大多数人都能懂的白话来代替已经腐朽僵死､只有少数文化贵族自以为高古典雅的文言。当是时也，现代汉语业已风风火火地登场，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而古代汉语则被一班保守的文化人死抱住不放，不肯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正是“五四”时期中国语言的现实状况。旧的语言所承载的也是旧思想､旧道德，于是在女娲打起精神､日日夜夜地补天之时，“顶长方板的便指着竹片，背诵如流的说道，‘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不同时代的语言的羼杂，反映出的却是传统与现代不同意识形态的交锋。而女娲“本已知道和这类东西扳谈，照例是说不通的”，最终放弃了与这些“小东西”们的交流，则显示出了时代先驱者们的自信､孤独和决绝态度。
在另外一些地方，鲁迅采用了对古代汉语进行改写，从而揭露古今话语的相似性内部所隐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相似性。例如在《采薇》中有一张武王伐纣时所发布的誓师“告示”:“照得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癱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示。”鲁迅引用了《太(泰)誓》原文，但却在其首尾分别加上了“照得”､“此示”字样。这是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所发布的公文和讨伐令中经常使用的词汇。这就揭示出了现代的军阀混战与古代的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摘掉了古今战争杀戮行为给自己头上所戴的“正义”高帽。此外，鲁迅还在一些现代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的“行话”､“黑话”中夹杂一些古代汉语，构成一种“快乐的骗子的语言”。如同样是在《采薇》中，决意“不食周黍”的伯夷叔齐遭遇了“华山大王”小穷奇:
“阿呀!”小穷奇吃了一惊，立刻肃然起敬，“那么，您两位一定是‘天下之大老也’了。小人们也遵先王遗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请您老留下一点纪念品……”他看见叔齐没有回答，便将大刀一挥，提高了声音道:“如果您老还要谦让，那可小人们只好恭行天搜，瞻仰一下您老的贵体了!”
正如巴赫金所指出，“这种语言随处讽刺性地模拟着任何一种高调，同时付之一笑，报以欺骗，使其无害，并且嘲弄谎言，将这种谎言转化为快乐的骗术。谎言为反讽意识所揭破，于是快乐的骗子便在嘴上开始讽刺性地模拟谎言。”⑤而一向正襟危坐，高居于现代语言之上的古代汉语也在这一片玩笑化､游戏化的喧闹声中被动摇了话语的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