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灵与心的上下求索

作者：庞希云

　　在《天路历程》中，班扬把小说的叙事形式完全从属于他的宗教意图，也就是要指明拯救灵魂的正确途径。“基督徒”身上褴褛的衣衫和背上沉重的包袱，象征的是人类沉重的罪孽；他进入窄门，走上十字架之路，也即在十字架上死而复生之路，喻示的是对耶稣为人之赦罪新生而死的信，因信称义，去罪永生；于是他在经历了种种苦难和考验之后，走到十字架前，背上的重负便滚落下来，喻示的即是罪孽获赦免；“基督徒”经历各种艰难曲折与磨难，追寻天国的“天路历程”即是人类寻求灵魂救赎的历程。作者班扬将基督教救赎的思想观念寄寓在这部宗教寓言小说里，通过这部寓言体小说，班扬旨在说明，人是不完善的，是带有原罪的，人只有像书中的“基督徒”那样坚定对上帝的信仰，不断强化原罪的意识和赎罪心理，才能摆脱罪孽，拯救自己的灵魂，到达永恒的终极境界，使自己拥有生存的价值。走向天国的第一步就是“信”，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因此，书中的“基督徒”不管“顽固”怎样劝阻，也不在乎“柔顺”的灰心退缩，只是坚定不移地听从信仰的召唤，才能进入窄门。进入窄门后，在他走向十字架前，班扬还设计让“解释者”领着“基督徒”看各种有益于“信”的事和人，让“基督徒”明白并用心记住所看到的一切，包括无法将灰尘(象征罪恶)打扫干净的“律法”和以福音扫除灰尘的少女，以及被神所遗弃的各类人：迫不及待地想获得美好的东西而最终只剩下一身破衣烂衫的世俗的“情欲”、因瞧不起神而被禁锢在绝望的铁笼子里的囚禁者、处在地狱边缘等待审判的恐惧者，等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强化基督徒的“信”：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失去“信”，也就陷入绝望的深渊。正如那个被禁锢在铁笼子里的囚禁者所说的：“我瞧不起他； 我瞧不起他的正义；我‘将他的血当作平常’；我‘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因此我自己关掉了所有希望之门，现在只有那要把我当作敌人一样吞灭了的必临的审判和非常的愤怒威吓着我”。这就是要“基督徒”牢牢记住的：不相信上帝，即被永远弃绝，永远禁锢在这个无望的铁笼子里!只有相信上帝，才能走上通往天国的正途。而通往天国的道路与具体方法，在“虔诚”、“贤慧”和“仁爱”对“基督徒”的启迪和告诫中是很明白的，即除戒欲、苦修外，最主要的是必须让自己的灵魂充满圣爱，其核心是爱神、爱人。小说中的“基督徒”就是从这两种爱中获得力量的源泉，走完天路历程，最终抵达天堂的。因此，自《天路历程》问世以来，谁也不否认班扬以主人公罹罪去天国寻求救赎的寓言，阐述了基督教教义中信仰、救赎的思想。也正因如此，“这部描写人类在生命的历程中或通向天国，或进入地狱的著名小说，通常被看作是仅次于圣经的基督教重要经典”⑦。
　　
　　《西游记》：人心之蒙昧与启悟的形象阐释
　　
　　《西游记》里，孙悟空师徒四人去西天的路程同样艰难，然而与《天路历程》描述“基督徒”罹罪去天国寻求救赎所阐释的基督教灵魂救赎的思想完全不同，《西游记》以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所阐释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心自悟的观念。
　　与以基督教为精神核心、注重“灵魂”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人重视的是人心。这里所谓的“人心”不是别的，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本质的要素。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也就是说“人心”的本性在于仁。因此冯友兰说：“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之要素，人之名之定义，亦即人之所以别于禽兽者也。人之所以为人者，即人之有人心。” 这一“人心”，外，它为亲爱、友善的人我相通之心 ；内，则为“自觉不昧” 的道德人格之心。在这里，“人心”作为人之所以为人最内在的本质，它同时也涵括了人之所以爱人的内在根据。“人心”的本性在于仁，它实际代表的是一种人在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反求自省以成就完美人格的道德自觉。因此，“人心”不仅具有善的本性，同时也具有现实的、自觉自律的主体能动性。
　　上古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严格意义的宗教，有的是一种代替宗教的世俗的思想观念与精神，这就是融教化和伦理为一体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儒道思想的宗旨皆以人之性善为本，讲求天心与人心的和合，以天人合一理想的实现为终极目标。这一理想的实现要求的便是尽人伦而心知性，尽心知性即知天。也就是说，求天心与人心之相合，必先自诚其意自正其心，信性之至善，知恶之外染，修身养性以达自我之完善与超越。故“中国人言道德修养不离自字。所谓自求，自得，自诚，自明，自知，自作主宰”⑧，概而言之，即自悟。也就是说，中国人把人类自己的道德心性修养代替了宗教。对此著名思想家钱穆先生也说：“中国人之宇宙信仰已落实到认人心为宇宙之核心，认己心为人类大共心之起点。……因此，只有中国人能把人类自己之道德心性修养来代替了宗教。”⑨这也就是说，“世道人心，实在便已是中国人的一种宗教。无此宗教，将使中国人失却其生活之意义与价值，而立刻要感到人生之空虚。”⑩这便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宗教信仰，一种伦理化、现世化了的宗教信仰，一种非宗教的宗教信仰。
　　佛教进入中国后，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也曾寄托于佛，然而佛教最终与儒道相融合，佛教徒以儒道精神参佛，相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及禅宗起讲的更是即心即佛，参佛全归于自参自悟，将道德精神贯注于宗教精神之中。因而，孕育于儒释道交融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终极理想，是“天人合一”，传统的基本信仰是“人性善”。中国人的人生追求以至善为止境，讲究“天道慈而人道孝”[11]， 重责任与义务，重人类自己的道德心性修养。因此，与西方人自认罪孽深重，无力自救，必祈祷忏悔以求神的恩赐不一样，中国人则反求于己心，力求诚意正心，以个人为出发点，修身养性，“知天事天而与天合德”[12]。相信“必由各个人先求内心和谐，然后乃可企及于人类相互间之和谐；必由人类自身和谐，乃可企及于宇宙一切万物之大和谐。”[13]这一“人心自悟”的思想意识也深深地潜存在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形成了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甚至支配着中国人的生活和思维表达方式，并体现于中国的古典小说之中。神魔小说《西游记》便是这一观念的形象阐释。
　　《西游记》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堪称为明末长篇小说创作的代表之作。其创作主旨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就百回本《西游记》成书时所处的文化背景来看，恰恰正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鼎盛之时，也即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的文化思潮盛行之时，由此而论，早期的批评家就多以“心”论《西游记》，是有确实依据的。明人谢肇淛就说：“《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地，其始之放纵，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14]清人张书绅也言：“《西游》一书，自始至终，皆言诚意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学”，“《西游》，凡如许的妙论，始终不外一心字。是一部《西游》，即是一部《心经》。”[15]清人尤侗也以“心”谈《西游记》，说：《华严》“一切惟心造而已。后人有《西游记》者，殆《华严》之外篇也”。“记西游者，传《华严》之心法也。”[16]而后来鲁迅在谈到《西游记》的宗旨时，则引用了谢肇淛的这几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西游记》)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淛说的……几经很足以说尽了”[17]。这里，谢肇淛所说的心，即“心猿”之心，也即佛教所说的心性之心；张书绅说的心，既是《心经》之心，也是《大学》诚意正心之心，也即佛教心性之心，儒学心学之心；尤侗所说的心也是很清楚的，既是《华严》心法之心，又“钩《参同》之机，抉《悟真》之奥”，“合二氏之妙而通之于《易》”，“举夫子之道一以贯之”[18]，也即以一心通三教，实则也是融摄了三教的心学之心。而无论是心性之心，抑或是心学之心，道学之心，这其实也就是“人心”。因此，《西游记》三教互渗而殊途同归于心[19]，实际上即是同归于“人心”。《西游记》实际上是以人心为旨归，通过“心猿”孙悟空的形象，通过“心猿”的“放心”、“定心”与“修心”，对人心之蒙昧与启悟进行形象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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