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换一种眼光如何？
作者：陈 凌
中西诗歌的发展走向，何以会如此大相径庭？
由于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且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语种，加之英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堪与我国相媲美，故本文主要讨论中英诗歌。
一、 汉字与英字的不同本质才是导致差异的根本原因
近一个世纪来，我国文学界、美学界声名显赫的饱学之士，譬如梁实秋、闻一多、朱光潜、茅盾等人，都曾对中西方诗歌在形式、篇幅、表现手法以及审美取向上的巨大差异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写过不少探讨文章。然而，由于两者的反差十分明显，解释这种现象的显性原因又俯拾皆是，使得人们反而没有了追本溯源的动力，去探究深藏在那些显性原因之下的真正原因。所以，迄今为止，还鲜见有学者对此种现象的本质作过深刻揭示。
譬如，上述学者的解释虽然见仁见智，归纳起来却不外乎朱光潜先生在《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一文中所列举的几点：１西方的史诗和悲剧植根于深厚的宗教和哲学之壤，而中国的哲学思想却偏于平易，国人的宗教情感较之西方人也显浅薄。２西方民族生性好动，华夏民族天生好静，故所崇拜歌颂的人神偶像自然不同。３中国诗歌缺乏客观想象力，西方诗歌却富有客观想象力。４西方人早就具有创作史诗和悲剧的形式和技巧，中国人则没有。以上几点确实言之有理，并且是由学贯中西的朱先生所归纳提出，着实令人信服。然而，笔者偏偏突发奇想：如果当初仓颉造字时造的也是字母拼音文字，而不是象形方块字，那我们汉语诗歌还会是这样的发展轨迹么？没想到这不经意间的一问，倒让笔者开始怀疑起朱先生上述结论的权威性来。笔者禁不住要再问：究竟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及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影响了历代诗人，使得他们有意回避史诗和叙事长诗的创作，还是汉字汉语的独特属性让诗人找到了最能发挥汉文字优势的诗歌形式和体裁？笔者以为：问题的答案在于后者!
这是因为，人的认知、思维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深受其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影响。恰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设”（Ｓａｐｉｒ－Ｗｈｏｒｆ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所言，语言在人的认知和思维过程中具有“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德国语言理论家、普通语言学奠基人威廉•洪堡特对此也有过深刻阐述：“一个民族所在的生活环境、气候条件，它的宗教、社会建制、风俗习惯等等，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跟这个民族脱离开来。然而有一样东西性质全然不同，是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不能舍弃的，那就是它的语言，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所必须的‘呼吸’（Ｏｄｅｍ），是它的灵魂之所在。……一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其语言中才完整地铸刻下来，所以，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特性，若不从语言入手势必会徒劳无功。”因此，语言文字之间的差异，才是本质的差异，它是许多显性差异的源头。
二、 汉字象形、感性、充满联想与诗性；英字表音、抽象、理性有余而诗性不足
无疑，要探讨中英诗歌的差异，就得先比较作为诗歌载体的语言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字和英字。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这里的“依类象形”、“形声相益”，连同“指事”、“会意”、“转注”、“假借”，便是古人所谓“六书”的造字方法。“六书”之中，“象形”属于一种对概念或意象的直观表达。“指事”又称“象事”，是用形象性和象征性的符号将无形之事物表达出来。“会意”则是通过“比类合意”的心理运思，将象形字和指事字作为部件而另组新字。这三种构字方法，在不同程度上都以直观的方式显示字义，也即“以形表义”。但是，文字毕竟需要跟声音发生关系，于是“六书”便通过“形声”、“转注”、“假借”的方式，以一种曲折地表达语音的途径再产生新字，所以从汉字的字形中并不能直接看出实际语音的面貌来。而作为拼音文字的英语，其单词的书写形式是字母的组合，这是一种抽象的音、形组合，因此，字形表音不表义。以ｈｅａｖｙ为例，它的意义是体现在／＇ｈｅｖｉ／这个读音中的，读音才表示所指的对象。汉语则不同，作为表意文字，汉字的书写形式并不表音值，而直接表示字所指的概念。事实上，有些汉字的读音，汉语读者可能并不清楚，却丝毫不影响对它们的理解和书面表达。相比之下，英语单词只要写得出来就一定能读得出来，但其含义英语读者也许并不知道。这是汉英两种文字与生俱来的本质差别。这种差别反映在字面上，则是英字语音第一性，汉字概念第一性；反映在阅读主体上，则是汉语读者对文字的视觉敏感要远远强于英语读者。所以说，象形表意的汉字和以语音为中心的字母拼音文字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导致中英民族一个重形象思维、一个重逻辑思维的直接原因。
中英诗歌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用象形会意的汉字创作，后者则以语音为中心的印欧语字母拼音文字创作。由于汉字不表音值和直指概念的独特属性，汉字的创造和使用，客观上铸就了汉民族不同于西方民族的独特的具象思维习惯，也铸就了汉语与众不同的诗性特征。
与拼音文字的抽象性不同，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汉字时倾注的是对世间万物的感悟、直觉印象和内心的体验。即使在汉语简化再简化的今天，“写山曰嶙峋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 鲁迅语 还依然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共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诗歌不是单靠听觉就能传导到接受者的心中，而是要借助于视觉来反复吟咏才能获得真义的原因。这与西方诗歌是大不一样的。我们不妨来读一读《子虚赋》里的两个句子：
其山则盘纡盺郁，隆崇盿盽，岑盻参差，日月蔽亏。
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眀昆吾，眃眅玄厉，眊石眂眆。
也许人们未必都知道其中每个字的确切含义，但上述一系列的同义字符已足以让我们联想到与之相关的一个个意象来。文字形体能与诗的意象交融，这便是象形汉字所独具的感性魅力。
尽管汉字的图画意味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消失了，以形求义的索形功能也弱化了，但是汉字作为象形表意文字的本质特征却没有改变。独立自足的方形汉字，一字一格、整齐美观，而且几乎全是规范的开音节字。除少数几个如“啊”“爱”等只由元音构成外，其余汉字均为一辅一韵，读起来一字一音，清晰又洪亮，音响效果类似英语诗歌中的完全韵或重音韵。这些特点对汉语词的组成、四字格的形成、对偶排比修辞手段的运用，以及四言、五言、七言的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二维空间内一字一格整齐美观的方块字，就不会有至今还散发着诱人魅力的中国古典韵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