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3期
阅读：内心的秘密交流
作者：洪治纲
二、《活着》：忍受苦难
经历了《在细雨中呼喊》的写作之后，余华于1992年再次完成了他的重要代表作《活着》。“活着”，原本是中国人的一种最朴素的生存愿望，也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生存要求。在谈到这个题目时，余华曾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4]“活着”就是以最简单最平凡的方式，展示了生命中最深厚最顽强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当余华将它安置在一个乡间农民的命运之中时，又无形之中赋予了小说深厚的悲悯情怀，使创作主体的情感力量与人物的命运之间达成了内在的共振关系。
事实上，余华的最大愿望就是想通过《活着》，写出一位类似于美国老黑奴式的底层人物，并以此来展示“眼泪的宽广和丰富”，强调“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传达“活着是生命本身的要求”这一充满苦难意味的存在本相。在余华看来，人类作为一种生命本体的要求，最简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活着”的要求，“人的理想、抱负，或者金钱，地位等等和生命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它仅仅只是人的欲望或者是理智扩张时的要求而已。人的生命本身是不会有这样的要求的，人的生命唯一的要求就是‘活着’”。[5]但是，在“活着”这一看似简单的要求中，却又包含着生命里许多复杂的人生况味，用余华自己的话说，活着“就是忍耐：面对所有逆境苦难，包括最残酷的，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高兴地、愉快地去尝试克服、度过它”。[6]显然，这是余华对自身艺术调整后的“受难”主题的再次拓展，也是他开始与现实建立新型关系后的一次积极的努力。
正是在这种主观愿望的促动下，《活着》里的福贵开始了漫长的自我诉说。为了将福贵顺利地引入叙事现场，作者在小说的开始还设置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叙述者。而当那个裤腰带上挂着一条毛巾、经常漫游于夏日田间地头的叙述者将福贵引到叙事现场之后，自己就马上变成了一个忠实的倾听者了，或者说，变成了这部小说的记录者了，而福贵的自我讲述，则成为《活着》的全部意义。
福贵的进述是漫长的，同时又是平静和温暖的。从他的自我复述中，福贵的命运轨迹渐渐地呈现出来：作为一个纨绔子弟，年轻时的他曾经在女人的胸脯上找寻快乐和眼泪，在她们的肩膀上招摇过市风光无限，在赌场上心旌摇动地体味生命的刺激和冒险。然而，当这一切都如海市蜃楼般轰然倒塌之后，当这一切都被他轻而易举地毁掉之后，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为所欲为的沉重代价，也同时看到了苦难对他的一次次无情的击打。自此以后，所有的厄运开始紧紧地追随着福贵的脚步，并毫不含糊地夺走了每一个与他有着血缘亲情的人的生命，一次次将他逼进伤心绝望的深渊，使他成为一个深陷于孤独而无力自拔的鲧夫，只有与自己影子似的象征物——那头叫富贵的老牛相依为命了却残年。但是，福贵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苦难，他却始终坚信：即使生活是最为悲惨的，即使命运是最为残酷的，自己也应该鼓足勇气和拼足力量熬过去，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在福贵的这场苦难命运的滑行过程中，死亡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也是余华有效解读受难的一个人性支点。年轻的时候，因为赌博成性和沾花惹草，福贵不仅将自己的富足之家弄得倾家荡产，而且活生生地气死了自己的亲爹。也正是从这次事件中，福贵获得了一种极度的精神震撼和道德警醒，从而使自己慢慢地改变了玩世不恭的个性，恢复了善良、同情和宽厚的人性品质，并意识到了生命存在的责任和意义。特别是当他被抓为壮丁历时数年的死里逃生之后，他似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活着的不易和家庭的温暖，从此之后，福贵虽然在生活上陷入了空前的贫困之中，但是他的胸怀，他的眼光，他的精神，却变得宽广起来。遗憾的是，苦难却并没有因为他的宽广而放慢了脚步，相反，却显得变本加厉：先是儿子有庆的突然死亡，接着又是女儿凤霞和妻子家珍的死亡，然后是女婿二喜和外孙子苦根的死亡。一个个亲人都被死神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残酷地夺走了鲜活的生命，只留下福贵一人来面对这样的生离死别。这种人生感受，就像刀子一次次地剔下了福贵身上的肋骨，他无能为力，他只有承受。因为这是命运。在命运面前，任何愤怒和反抗都显得异常苍白，任何绝望和郁闷都变得无比怯懦。所以，福贵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容纳，学会了接受。
但是，这种对苦难命运的接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场自我身心的全面较量和抗争。福贵也是如此。在他那漫长的回忆中，每一次亲情的凸现，都使他备受感动；每一次亲人的死亡，都使他变得格外坚强。当他从战乱中逃脱而回到家中，妻子家珍说到：“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女儿凤霞送给别人之后又逃回来，福贵说：“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儿子有庆死了之后，福贵独自一人埋葬他时，“用手把土盖上去，把小石子都捡出来，我怕石子硌得他身体疼”；家珍到鬼门关转一圈又回来，福贵忘了凤霞耳聋，说：“全靠你，全靠你心里想着你娘不死”……所有这些亲情间的温暖，一方面不断地激发了福贵对活着的希望，增添了“活着”在这个家庭中虽苦犹甜的情感魅力；另一方面，又使死亡本身变得更为伤痛，活着的勇气遭受更多的摧残。事实上，福贵对苦难的“忍受”能力，也正是体现在这种情感的巨大撕裂之中。
除了死亡之外，生活的极度困顿，也是《活着》中考验人物生命承受能力的一个巨大重压。对于福贵这个家庭来说，用“一贫如洗”来概括并不显得过分。这种贫困，既是中国乡村历史生活的一个真实的缩影（包括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难等等），又是历史悲情与生命悲情达成双向互动的叙事因素。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生存境域中，妻子家珍积劳成疾，并且久病无医；凤霞在小小年纪时，就被迫送给他人；有庆不仅要在课余割羊草，还要赶着上学。为了让脚上的鞋子不被磨破，有庆甚至养成了赤脚跑步上学的习惯，久而久之却练得长跑第一名，结果又因此第一个跑到医院被抽血抽死；即便是外甥苦根，也是因为过度饥饿之后的饱食而胀死。因此，在《活着》中，贫困是通向死亡的一道阶梯，是死亡的孪生姊妹。无论是家珍、有庆还是凤霞、二喜、苦根，尽管他们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某种偶然性因素，带着巧合的意味，但是，细想之后，又无不是因为贫困所致，无不体现了历史内在的规定性。当然，对于这一点，余华并没有赋予更多的现实表达，只是让福贵在忍受这些苦难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本能性的抗争，而且他的抗争在更多的时候都显得苍白无力，但是，整个小说却因此而营造出了一种“以沫相濡”的伦理温情，也为福贵的内在韧性提供了更深更广的历史空间，使他在苦难中的生存变得熠熠生辉。余华自己也认为：“福贵是属于承受了太多苦难之后，与苦难已经不可分离了，所以他不需要有其它的诸如反抗之类的想法，他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他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