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3期
阅读：内心的秘密交流
作者：洪治纲
在人物的社会身份安排上，余华也是尽量地剥离了福贵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集体属性，而让他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着生命存在的自然状态。作为中国乡村社会中最底层的生存者，福贵的生存愿望和生存方式都很简单，仅仅是为了“活着”而已，因此他很少与社会、历史构成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很少与邻里之间产生伦理道德的冲突。除了年轻时浪荡过一阵子之外，他几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安分守己者，是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农民。理想、抱负、地位……所有这些人类正常的欲望都被他自己从内心中剔得一干二净，人物与命运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只剩下生与死的最直接的对视。所以，福贵最后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曾不无感慨地说：“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福贵的这番话，看起来非常简单，也非常朴实，但细细品味，其中似乎又蕴含了某种“无欲之境乃至高之境”的中国式的生存理念。
正是因为对简单原则的极力推崇，《活着》才赢得了某种近乎透明的审美效果。在《活着》中，余华摒除了一切知识分子的叙事语调，摒除了一切过度抽象的隐喻性话语，也摒除了一切鲜明的价值判断式的表达，而将话语基调严格地建立在福贵的农民式生存背景上。因此，它的话语始终在福贵的自我复述中呈现出一种最朴素、最简洁的审美特征，也使整个叙事呈现出高度的完整性和简洁性。这种最朴素的叙事方式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审美效果，就是使故事自身的情感冲击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创作主体的悲悯情怀自始至终地洋溢其中。事实上，很多人读《活着》都会不自觉地流下悲情之泪，都会情不自禁地感伤不已，就是在于福贵的自我复述不仅是简洁明了的，而且是充满情感力量的。它沿着福贵自己的回忆奔跑，同时在福贵的每一次人生悲剧中又辗转反侧，迂回徘徊，将福贵自己的内心感受完整无遗地传达出来，使故事中的悲剧事件与人物的精神冲击紧密地纠集在一起，凸现了人物情感的悲悯和无助，也为读者在审美接受过程中提供了巨大的共鸣空间，使读者在福贵的苦难复述中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
总之，《活着》在表达“活着就是人生最基本的要求和信念”中，不仅使余华感受到了人物自身独有的力量，感受到了命运的诡秘和无助，感受到了生命在受难中的特殊温情，使他那内心深处的悲悯意识再一次被激活，而且还让他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作家，在叙事中如何将自己的情感取向融入到人物的精神之中，使人物在沿着自己命运奔跑的时候，不是削弱了创作主体的情感，反而使自己的情感更加丰富起来。所以，余华说：“到了今天我才知道，当你丰富的情感在一种训练有素的叙述技巧帮助下表达出来时，你会发现比你本身所拥有的情感更加集中、更加强烈也更加感人，技巧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它，也就是为自己的情感建造一条高速公路，两边都有栏杆，把不必要的东西拦在外面。”[8]而这一点，随着艺术观念的更加自觉，余华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表现得更为熟练，更显浑然一体。
三、《许三观卖血记》：消解苦难
1995年，余华完成了他的又一部代表作《许三观卖血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仍然承续了《活着》的基本主题——生命的受难本质。它同样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以种种不可预测的劫难展示了人物的韧性品质，就像余华自己所说的那样，它仿佛是一条绵延的道路，一条亘古的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不绝的回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道出了一个人平凡而又不凡的一生。所不同的是，《活着》里的福贵面对一次次无情的死亡打击，依然要顽强地活下来；而《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面对一次次生活的难关，用自己的鲜血开始了漫长的救赎。《活着》从审美追求上说，更加凝重、凄凉，更加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之苦以及家庭伦理上的温情冲击；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显得轻逸、幽默、诙谐，夸饰的情趣和喜剧的氛围更为明显。所以，夏中义先生认为：“若曰‘卖血’是另一种‘活着’，那么，《活着》便是另一种‘卖血’。”[9]言外之意，它们都是通过极致性的生存方式，表达了对苦难的承受勇气，展示了生命的坚韧质地。
如同《活着》一样，《许三观卖血记》的故事看起来非常简单，无论人物、情节、结构，都非常单纯，并不存在十分复杂的叙事特征，但是，要真正地把握它的内涵，洞悉它的审美信息，仍然不是一件易事。为此，我们可以选择几个关键词入手，通过这些核心词语的文化密码，来解析它的精神肌理。
一、卖血。
血在中国人的生存观念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且不说它在文化学上的丰富的隐喻意义，仅就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来说，血与生命几乎处于等同地位。《活着》中的有庆，正是因为献血而死。张闳先生在《血的精神分析》一文中，曾经将血在中国作家笔下的表现意象分为三类：“作为祭品的血”、“作为物品的血”和“作为商品的血”，这种分析颇有意思，至少，它暗示了血对于中国人的生命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10]《许三观卖血记》以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讲述了某个江南小城里的运茧工许三观以卖血为生的故事。按张闳的理解，这里的血显然是作为一种商品而表现出来的。那么，作为“商品的血”，它的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小说的具体情节来进行个案考察。
细读《许三观卖血记》，余华累计写了许三观的十二次卖血经历：
第一次：与爷爷村庄的阿方和龙根一起去卖血。理由：卖血是自己身子骨结实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结果：高兴地获得了三十五元卖血钱，并顺利地娶回了油条西施许玉兰。
第二次：独自拿着一斤白糖找李血头卖血。理由：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一乐打破了方铁匠儿子的头，对方拉走了自己的家具强迫他支付医药费。结果：支付了医药费，换回了家具，但是被许玉兰张扬了出去。
第三次：意外地碰见进城卖血的阿方和龙根，便和他们一起去卖血。理由：一看见龙根他们来卖血，许三观觉得自己身上的血也痒起来了。结果：买了十斤肉骨头等东西，送给让自己占了便宜的工厂同事林芬芳，结果私情暴露，卖血钱被妻子收缴，全家人都穿上了新衣。
第四次：三年自然灾害中，许三观独自一人去卖血，并给了李血头五元钱回扣。理由：一家五口人喝了五十七天的玉米粥，饥饿难耐。结果：全家人去胜利饭店吃了一顿面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