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7期
论审美文化的当代结构
作者：余 虹
当代人生活在无所不在的审美文化之中已是一个了然的事实。我们出门讲究衣着体态，我们偏爱现代风格的写字楼或着迷于古典风格的办公楼，我们更换不同款式的手机，我们在装修市场苦苦寻觅某个色彩某种情调的油漆和地板，我们在窗台上装点一些绿色，我们挑剔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脸蛋，我们对一些城市贴满瓷砖的墙壁看不顺眼，我们沉醉于歌星表演的体育场中而久久醒不过来，我们常常对那些不想看到而又总是扑面而来的广告愤怒不已，对那些不想听到而总是鼓噪于耳的风景区导游的讲解恶心不已……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当代这样让我们置身于审美的汪洋大海。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审美的时代，但我们知道古希腊的审美与宗教活动有紧密的关联，并且那只是自由民的活动，奴隶不在这一审美的公共领域，即他没有权利进入审美文化的公共空间。当代审美文化是全民的，也是相对单纯的，尽管它与消费文化、政治文化以及宗教文化脱不了干系。
面对这样一种全民参与且空前复杂的审美文化，我们如何反思它从而达到认识它的目的呢？我们的策略是对它进行结构性的解剖，我们用三对范畴来加以描述和分析，这三对范畴是：生活/艺术、大众/精英、保守/前卫。
艺术/生活
今天我们去美术馆看美术作品，去音乐厅听音乐，去剧院看戏剧，打开余华的《活着》阅读，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走进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另一世界，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它叫“艺术世界”，并明显地感到它不同于“生活世界”。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不同甚至明显地摆在那里了，比如美术馆、音乐厅、剧院的大门与围墙，比如剧院内的舞台边缘和绘画作品的画框；在此，大门、围墙、舞台边缘与画框的内外是两个世界，我们都知道不能将里面的东西当真，那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当然也有缺乏这种知识的人，比如那个义愤填膺而要向舞台上的黄世仁开枪的解放军战士，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的现代人都多多少少受到了这种知识的教化。
正是这种知识使大多数现代人得以穿行于艺术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而不会混淆，也正是这种习以为常的知识使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其实，在原始社会，甚至在较为古老的社会都不存在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截然分离。法国的拉斯科洞穴壁画没有画框，原始的巫术表演与集体祭仪没有舞台与剧院，甚至中世纪的绘画也不是摆在封闭的艺术空间（比如画廊与美术馆），而是被安置在开放的公共空间（比如教堂）。对原始人与古代人来说，生活与艺术之间没有界线，堂·吉诃德就分不清骑士小说中的故事与生活事件的界线，所谓“一生幻惑，临末见真”就是堂·吉诃德对自己因混淆艺术与生活而搞笑一生的叹息。临终之前那个觉醒的堂·吉诃德就是“现代人”的雏形，他“知道”了艺术与生活的界线。
其实，艺术与生活的分离以及相关的知识乃是一种现代现象，它的标志就是修建封闭的舞台、封闭的剧院、封闭的美术馆、封闭的画框，也就是修建艺术与生活的界线，并传播有关此一界线的观念与知识。在西方，这主要是发生在文艺复兴以后的事情，或者说是发生在现代的事情。
说艺术与生活的分离是一种首先发生在西方的现代现象，是因为西方现代为这种分离准备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以及观念与制度上的条件。我们知道，中世纪的西方是一个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或者说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基督教化的生活世界。与别的事物一样，艺术在此一世界中被彻底基督教化了，它是基督教世界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任何从此一世界中分离出去的艺术都是异端。在中世纪，艺术的题材、主题、风格只能是基督教性的，安顿它的合法位置只能是教堂。西方现代性进程的首要标志是世俗化，世俗化的首要冲动是一个世俗世界从基督教世界中分离出来，此一分离为艺术的世俗化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为艺术脱离宗教的生活世界提供了可能。换句话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完成了与基督教化的生活世界的分离，但这种分离是以艺术借助世俗化并融入世俗世界的方式而发生的。随着世俗世界战胜神圣世界而成为现代生活世界的基本样式，艺术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就成了与世俗世界的分离。
西方现代世俗世界的建立是以摆脱中世纪的教会世界为背景的，它的根本标志是将世界的基础由“神性”转移到“人性”上去，也就是说相信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天赋而建立正当的生活世界而无须神的帮助。在人的天赋中，现代西方世界又将自己的基础安顿在“理性”而非“感性”之上，因此，奠基在理性之上的（自然、社会、人文）科学、（功利主义）道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成了现代生活世界的支柱，艺术被认为是一种感性活动而被排除在现代世界的边缘，甚至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危险而被防范。于是，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现代西方世界首先是以消极排斥的方式出现的，比如将艺术家看作“疯子”而与精神病患者归为一类（直到现在，人们还不同程度地将艺术家看作不正常的人），将艺术活动看作“撒野”而与秩序破坏的动乱混为一谈，因此，建立各种艺术的围墙多少有点隔离病人或将其边缘化的意味；不过，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现代西方又同时是以积极神化的方式出现的，比如将艺术家看作“天才”而接近神圣者，将艺术活动看作一种超常规的感性自由活动而接近神圣的活动，因此，建立各种艺术的围墙又有积极拒绝生活世界的干预而维护艺术世界自主权利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以消极的方式，还是以积极的方式，上述观念都加速了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而现代民主政治又为这种分离的积极取向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即提供了反抗和脱离理性化的生活世界的政治权利（比如信仰与言论的自由）。
在19世纪的唯美主义那里，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甚至对立表现得最为极端。1895年，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行为所做的无罪辩护就是一个范例。王尔德的作品被指控为严重的不道德因而作者应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王尔德的辩护是：从艺术作品的内容是否生产善恶的道德后果来判断艺术作品的好坏是畜生、文盲、市侩的看法，评价艺术的标准只能是形式技巧而非内容，换句话说，艺术的目的不是以内容来促进善而是以技巧来生产美，因此，对艺术来说，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对艺术家来说，他不对内容的善恶承担道德责任，只对形式的美丑承担美学责任。在此意义上，艺术家可以不受生活世界的道德法律之约束，他有权利生活在善恶之彼岸。
尽管王尔德的辩护并没有使他幸免于道德法律的惩罚，他被判服苦役两年，然而，王尔德的法庭辩护也没有因此处罚而失效，即艺术与生活的二元对立没有因此惩罚而抹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中的艺术与生活的对立不仅仅在王尔德所谓的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分离上，还在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上。丹尼尔·贝尔在分析现代生活世界的分裂时说现代人在白天是“清教徒”，晚上是“花花公子”；白天在工作中严守理性化的工作伦理和社会秩序，晚上在休闲中放纵自己而醉生梦死。现代生活世界这种白天与夜晚、工作与休闲的对立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理性化生活与感性化艺术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