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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抽样评点

作者:夏元明




  刘继明的写作带有“先锋”意味,乃至有批评家说他是“以先锋之名而行古典主义之实”(李洁非:《迷羊之途—刘继明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先锋”是手段,“古典”是精神价值。当“先锋”派热衷于意义的解构,尝试叙事革命,建造叙事迷宫的时候,刘继明却仍然坚守他的人文立场,没有沦为技术主义的奴仆。刘继明的作品总体上带有“寓言”性质,虽然他的小说有虚构与写实之分,但即使是写实,亦有许多虚幻的成份,目的还是构设一个又一个寓言。刘继明所以热衷于虚构,可能的原因是弥补现实经验的不足(我们确实感受得到他在描写现实世界时所显露出来的窘迫),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虚构世界更有利于他思想的驰骋。他喜欢荒诞、诡谲、黑色幽默和反讽,爱伦·坡、博尔赫斯等是他最为心仪的大师。虽然他不放弃意义的建构,但偶尔也会因为技术而暂时走向趣味主义。比如《逃亡者》,我们除了欣赏故事的扑朔迷离之外,很难探寻到叙事背后的深刻动机。但大多数情形下,刘继明能够将“先锋”化叙事与深切的人文关怀结合起来,有时甚至结合得十分完美。《前往黄村》不必说,那种不断的打断,着实吊起了读者的味口。这篇小说仿佛马原的《虚构》,但《虚构》的意义在叙事本身,《前往黄村》的指向却是文化怀旧。其他手法运用上十分精致的作品还有《愚公移山》和《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等作品,那种深刻的反讽意味颇具悲哀的喜剧效果,是现代主义品格在刘继明作品中的烙印。
  刘继明是一个思考型作家,这是刘继明的特色所在,亦是不足之处。所谓特色,即是我们能从其中看出作者的忧患意识。刘继明的创作大概更多的源于对现实的分析和思考,他不像有些饱经忧患的作家,有一种讲说自身经历的冲动,也不同于热衷于叙事而只顾玩弄技巧的技术主义者,他介于二者之间,有生活底蕴,却似乎缺乏大悲大痛;热爱技巧,却又难以忘怀意义。所以刘继明的创作是理智的,他不可能进入真正的迷狂状态,也不可能全凭无意识牵引,遨游于梦幻中(虽然他推崇残雪,而实际上他与残雪只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清醒的理智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清晰的品格,他既不能引导读者进入混沌的感觉世界,也无法让读者面对他的理性世界而徜徉徘徊。葛红兵曾批评刘继明的小说过于拘谨,探其原因,恐怕正在于他的过分理智。我们丝毫不排斥理智在创作中的作用,但过于清醒和理智,将作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安排得十分妥帖,能指所指一一对应,多少有损作品的混沌之美。这就是我们读刘继明的某些作品,感觉未必很好,分析起来却不乏意义的原因。
  
  二、晓苏的故事美学
  
  晓苏虽然也创作中长篇小说,但主要精力却在短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晓苏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山里人山外人》、《黑灯》、《狗戏》、《麦地上的女人》和《金米》等数种,这在我省也许绝无仅有。
  晓苏的短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写故乡的油菜坡,一类写大学城。前者朴实,乡土气息浓厚;后者幽默调侃,讽刺和批判意识较强。作为一个辛勤耕耘在短篇小说园地的作家,晓苏的短篇有一个共同特征:热衷故事。晓苏的思想和艺术追求都隐含在故事中,“故事美学”是晓苏艺术的重要品质。
  晓苏重视故事,他的小说大都可以讲述,“事件”是他结构小说的重要手段。他的出发点往往不是性格,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小说没有性格,没有精神,没有思想。特别是他的油菜坡系列,在或幽默诙谐,或悲欢离合、荡气回肠的故事背后,同样隐藏着作者对民族精神和现实生存处境的深切关注。故事是他的物质外壳,是他提炼生活的方式。晓苏不屑于宣讲空洞的精神,或炫耀空洞的理性。他总能将故事和精神完美地结合起来,让读者为他的故事所感染的同时,引发对生活的思考。这是一种本土化的写作,但这种看似容易的写法,却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表现力。思考并不难,思考而能获得故事的形态,却决非易事。我们有理由相信,晓苏的大部分优秀之作不是来自于思考,而是来自于生活的冲击。正是在原始生活的激荡下,晓苏运用“思考”的透视力量,将原始事件加以熔铸、加工,成就了一个个含蕴深刻的故事。没有深厚的生活积淀,没有敏锐的思想触角,做不到这一点。
  《两个人的会场》可算是晓苏讲得最有深度的故事之一。一个因为偷公家的粮食而每年正月初四都要被批斗的老实农民,一个每年正月初四都要手捧带胶丝套的罐头瓶(农民将其称之为“牛卵子瓶”!)给社员作报告的队长,在包产到户后,在正月初四不再开会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怀恋起会场来。两个人都来到了会场,在作了一番今昔感叹之后,老别自愿请队长为他作专场报告,一直到日薄西山,两人才亲切道别,相约明年再来。之所以说这个故事深,就因为它切入到人物的精神深处。尤其老别,他在生活的重压下迫不得已干了偷窃之事,每年正月初四都遭受批斗,是屈辱,是不幸。作者本可以通过这个故事控诉极左路线的罪恶,像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但那样写太一般,太落套。晓苏将他的关注目光投射到人物的精神上,精神的扭曲比肉体的痛苦更沉重。小说借老别的烟袋锅点明了这种精神的病患,那就是“瘾”,队长教训人可以成瘾,老别挨批斗居然也可以成瘾,简直是“嗜痂成癖”!这种病态显然更应当受到重视。这篇小说无疑是在批判极左路线,控诉极左路线对人的精神戕害,然而难得的是这种深刻的批判竟获得了如此精妙的故事载体。主题的发掘不难,故事的营构和讲述却决非易事。这就是晓苏的魅力所在。
  讲故事得讲究视角,得有点子,或者可以称作“眼”。故事必须有“眼”,它是故事的聚焦,所有的意味都与之相联系。晓苏很擅长此道。他的故事所以新颖有趣而又耐人寻味,往往与好点子分不开。《黑鸟》、《病魔》、《老粗》等都是代表。这里要特别说说《老粗》,这是一个让人辛酸而又难以释怀的故事。故事并不复杂,结尾甚至落入欧·亨利的窠臼,但故事的“眼”做得很好。老粗和丁豆都是孤儿,老粗看中了丁豆的美貌,深夜摸进了丁豆的房间,强暴了丁豆。老粗因此而要坐牢。在公捕大会上,治保主任尚大功要丁豆上台揭发老粗,丁豆提着被老粗撕破的裤子上台,只说了一句话:“你赔我一条裤子!”五年后,老粗从劳改农场回来,真的给丁豆送了一条裤子,还是毛料的。老粗回来后,不堪忍受生活的贫苦和寂寞,怀恋起劳改农场来,于是又想到了丁豆。他希望再次强暴丁豆而入狱,却不料丁豆毫无反抗。老粗奇怪,问:“你为啥不喊人?”丁豆的回答是:“你给了我一条新裤子!”裤子!这就是《老粗》一作的“眼”,面对这条裤子,我们真有些哭笑不得!我们既为一个少女的贞操不敌一条裤子而悲哀,又为一条裤子培养了丁豆对老粗的情感而怜惜。丁豆是可悲的,但丁豆又是高尚和朴素的。丁豆固然有点愚昧,但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一个乡村少女哪顾得上羞怯?比较起生存来,少女的贞操和人格只能是奢侈。贞操云云,只为读过子曰诗云的城里人所关注,却不是丁豆的当务之急!在丁豆眼里,老粗并非什么恶人,她开始所以拒绝,只是一个女性的本能反应。而当她得到了老粗的赔偿,不仅找回了女性的尊严(至少在她是这么认为的),同时也体味到一条新裤子所带来的快乐,那么老粗也就称得上有几分可爱了!丁豆的思维是简单的,裤子所折射出的时代风情和底层心理,既辛酸,又令人感慨。这是一条五味俱全的裤子,这条裤子显示了晓苏提炼生活的能力。
  晓苏的故事吸收了民间文化的滋养,就其故事形态而言,晓苏既得益于民间流传的各种“段子”,又深受民间故事的影响。熟悉晓苏的人都知道,晓苏善讲段子,荤荤素素,令人捧腹。“段子”是民间文学的精华,它简洁传神,往往富于深刻的含蕴。晓苏有部长篇叫《苦笑记》,其中就收集了512个“段子”,这些段子既是民间智慧的结晶,也体现了民风民俗、民情民志,是研究当今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素材。晓苏热爱民间故事,自然深受“段子”文化的影响。晓苏的小说或直接引用“段子”(如《原型》中公公吃媳妇的奶的笑话),或对“段子”予以戏仿(如《老粗》中关于“你赔我一条裤子”的故事),或在故事的结构上保持“段子”的形态。晓苏的很多小说都可以看作独创的“段子”,它们同民间流传的“段子”一样短小,结构单纯,而又意味深长。比如《村妇》,主题尽管沉重,但故事形态却单纯而戏谑。一个妇女在无奈的情况下被另一个男人欺负,为了求得心理平衡,却协同自己的男人欺负人家的妻子,最后导致自家男人锒铛入狱。这样单纯明快的故事是晓苏故事的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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