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湖北９０年代以来短篇小说抽样评点
作者：夏元明
搭建心理平台，上演灵魂喜剧，揭示某种生活的哲理，也是曹军庆心理小说的一大特色。比如《电话咒语》，本来是女人之间的较劲，但却真的让其中之一死于非命，着实有些荒诞，但荒诞的背后却又有深刻的心理依据，而且从心理的逻辑中，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自作自受”。王非的本意可能不过是借此捉弄一下吴国珍，可谁料吴国珍真的紧张起来。“吴国珍却是认真的。这里面有一些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因素，其中不乏游戏的成份。但更多的还是惊恐。这与吴国珍对相术的研究不无关系。比如说前面有一座桥，它实际上是完好无损的，有一个人说它会坍塌，吴国珍相信它绝不会坍塌，但吴国珍还是会选择绕道而行。因为这样即使那座桥真的没有坍塌（它当然不会坍塌），吴国珍也不会有什么损害。”这种心理大概叫做“小心无大过”，或“信则有，不信则无”，是很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吴国珍正是葬送在这种心理上。吴国珍的死是一个偶然，真正有意味的是吴国珍的自寻烦恼。试想，如果吴国珍不相信所谓相术预测，她的对手如何达到目的？害怕是“我”害怕，恐惧是“我”恐惧，何关外界？佛教有所谓“心魔”之说，如果没有心魔，外祟便无从侵入，吴国珍的悲剧颇耐人寻味。
《什么时候去武汉》也是一篇意味深长的小说，小说的动机缘自朋友之间的报复：“我”和刘不宗是朋友，但又恰恰是仇人，“我”的报复就是将对方的妻子张玉欣弄到手。不可否认这种心理的真实性，但真正的意蕴却是“什么时候去武汉”这句问话相对于不同人的不同意义。对于“我”来说，“什么时候去武汉”意谓着一种阴谋得逞；相对于张玉欣而言，则是渴望去圆大学时代留下的浪漫梦；而对于刘不宗来说，可能恰恰是希望得到更多与王小燕单独相处的机会，或者仅仅满足一种窥破别人隐私的快感。“武汉”对于三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目的，但又如此地不同。他们焦虑地等待，精心地策划，但一次又一次为神秘的力量所粉碎。三个人都在欺骗别人，却又遭到别人的欺骗，所以都显得有几分愚蠢可笑。“我”用花言巧语取悦张玉欣，使得张玉欣半推半就地答应去武汉幽会，但实际上“我”只是张玉欣梦中的替代品，谁知道她回想的是少女时代的谁？张玉欣自欺欺人，硬逼着“我”将先前的某些细节赋予新的含意，并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愉悦，但她又清楚的知道，“我”要的不过是“通奸”；最有意思的也许要数刘不宗，他希望将计就计缠上王小燕，殊不知王小燕早就属意于刘德安！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圈套之中，所有的人都是圈套的制造者，又都逃脱不了圈套的捉弄。那么这个圈套是什么？是命运？是又不是，谁说得清？也许生活本身有一种魔力，在这种魔力面前，人或者表现得很聪明，实际却无时不受这种魔力的制约，受这种魔力的嘲弄。生命是卑微的，人是渺小的，一切聪明计较都将成为人的牢狱，这就是存在的真实。这种“真实”不知道能否让膨胀的欲望有所收敛？
曹军庆无疑是擅长叙述的，我以为与其说他吸收借鉴了西方现代派艺术，还不如说更多受到80年代中后期国内先锋派的影响。他喜欢迷宫式的叙事，但同马原、格非不同，曹军庆始终不忘意义的建构。叙事在曹军庆那里较少有本体论的意义，他似乎并不看重纯粹的技术主义，这也是他声称自己不是“现代主义”的原因。曹军庆的生活功底相当深厚，捕捉生活的能力也比较出色，再加上语言的魅力，所以他不是那种靠旁门左道以取悦读者的作家。当我们惊叹他对人性的深层把握的同时，也会为随处可见的生动细节所折服，我以为这才是一个小说家的当行本色。
夏元明，男，文学评论家，大学教授，现居湖北黄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