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孔子文学观念的当下意义

作者:王齐洲




  宋人对“为己”“为人”的讨论,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所谓“为己”、“为人”,并不是全称判断,而是特称判断。也就是说,“为己”、“为人”之说是有具体针对性的,受到时间、空间、条件、对象的限制,不能应用于一切场合和对象。具体来说,“为己”、“为人”是就为学的起始而言,或者说就为学的根本而言。为学的起始或根本是什么呢,是“修己”,即锻炼自己的君子人格。《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这就是说,要想成为君子,首先要“修己以敬”,这是做人的基础,是与他人交往的基础,也是从政的基础。“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实现西周礼乐制度的关键靠人,要靠具有君子人格的志士仁人身体力行,去影响和带动社会朝这一理想方向发展。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孔子教弟子颜渊的就是“为己”之学,“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便是最好的注解。“克己”、“由己”就是要加强自身修养,然后推己及人,推向社会:“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同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孔子对君子人格有许多具体要求,如“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九思”等等,他的学生对此也心领神会,如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里所贯彻的正是孔子的“为己”之学。
  孔子的“为己”之学在被程颐视为“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的《大学》中有很好的表述,其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也就是“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为只有身修才能家齐,家齐才能国治,国治才能天下平。而修身并不是一句空话,它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许多环节,需要学者用心去做,在不同年龄段还应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因此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而所谓“今之学者为人”,就是他们自己不去修身,即不去“求己”,却反而要求别人仁、义、礼、智、信,殊不知“人不正己,焉能正人”?这无疑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自然不会有好的效果。
  这样理解孔子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应该符合孔子的思想。而孔子的这一思想,是贯彻到他的文教活动中的,所以也是文学的应有之义。例如,《论语·学而》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里的文教与文学都是围绕着人格培养展开的,包括人的处世态度和对诗句的理解。子贡所说原本涉及人格修养,孔子显然不满意子贡的人格标准而提升了对人格修养的要求,而子贡也在孔子的教育下进一步理解了人格修养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并且和《诗》的学习联系起来,因而受到了孔子的夸奖。这一实例证明,孔子正是这样自觉地开展文教,并希望弟子能够像子贡这样学习文学的。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好学必须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开始,而这正是“为己”之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义。
  孔子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并在文教活动中要求弟子学习“为己”之学,说明了他对修身的重视。当然,这种思想是不可以推广到其他领域的,例如,在政治活动中,“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朱熹《论语精义》卷七下引程颐语),这种“为己”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即使奉行孔子的“为己”之学,也要注意把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又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对社会实践活动是十分重视的。因此,不要忘了孔子始终是一个关怀他人和世事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只不过他是从先做好自己然后推及到他人与社会的,这与那些只用“手电筒”照别人而惟独不照自己的伪君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四、孔子的文学观念给我们什么启发
  
  孔子的文学观念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成果。它诞生于“学在王官”向“学在四夷”的学术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春秋末期,既是私人招生授徒的办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西周以来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果。孔子把礼乐文献、礼乐制度作为文教与文学的核心内容,把礼乐文化精神贯彻到文教与文学的整个过程中,又将君子人格培养作为文教与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样的办学实践中,既有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的理想化解读和真心回护,又在客观上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和新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简单地否定或肯定孔子的文学观念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孔子的文学观念,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孔子的文学观念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观念,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这从孟子的文学思想以及后来人们对孔孟文学思想的遵从可以证明这一点[3],从“游夏”一直作为文学之士的代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需要讨论的是,孔子的文学观念在当下还有没有意义?或者换一种说法,孔子的文学观念在当下能给我们什么启发?能否从中借鉴一些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用的东西?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近些年文学界有些人一直为文学被边缘化而忧心忡忡,盼望能够为文学找到一条生路。我们这些学文学和教文学的也似乎没有了往日的热情,青年人愿意报考文学专业的已大不如前。社会投入文学研究的经费少之又少,纵向经费极其难得,横向经费也同样难求,有哪一个企业愿意把钱投给文学呢?其实,当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时,有一个前提常常被忽略了,这就是:究竟什么是文学?我们说文学被边缘化了,社会上没有多少人关注文学,证据是那些纯文学作品(例如诗歌、小说)读者越来越少,纯文学刊物(例如《诗刊》、《人民文学》)订数每况愈下,然而,通俗歌曲和小品的风靡,“百家讲坛”的火爆,《读者》、《知音》、《故事会》等刊物每期发行几百万份,如果它们都是文学,那么人们就并没有冷落文学。不仅如此,文学的形式正在悄然变化,那些文学悲观论者“是用传统的雅文学观在看现实的文学,以为文学就是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这些所谓纯文学样式,这些文体的不景气就是文学的不景气。殊不知这些文体在某一历史阶段也曾被正统学者所排斥,并不认为它们是文学。看看明清时期正统学者对诗文发展的无奈和对小说戏曲的鄙弃,就不难明白这一点。因此,现阶段除纸质文本的传统文学作品外,那些与现代技术相伴生的新文学及新文体,也应该被纳入我们的文学视野之内,如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电子文学、网络文学等等,只要它们运用了文学手段,只要它们倾注了作者的感情,只要它们通过语言和形象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悦,我们都可以视它们为文学。如果是这样,那么,文学的地盘就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文学的消费群体也不是在萎缩而是在激增,这是与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也是与中国文学的俗体化趋向相一致的”[4]。
  

[1] [2]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