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孔子文学观念的当下意义
作者：王齐洲
1998年，我在《孔子研究》上发表了《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兼释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一文。此后近10年来，我把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上。有朋友问我，你怎么找这么个古老而又繁难的问题做研究？这种研究是发思古之幽情，还是另有原因？我笑着回答：“大概都有点吧！在当下的语境中，文学似乎在逐渐被边缘化，我做这样的研究其实是在向自己发问：中国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弄文学？中国人到底需要不需要文学？又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在对孔子文学观念的研究中，我对上述问题有了一些感悟，愿意说出来和大家分享。
一、“礼崩乐坏”与孔子以“文”为教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所谓“礼崩乐坏”，其实是指旧的制度已经崩溃，而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大家知道，古代礼乐制度经历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周代的礼乐制度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经过较长时间的社会实践而不断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它以宗法政治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社会等级为依托，以行为规范为表征，把政治和教化统一起来，把制度和习俗结合起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文化和仪式仪规，指导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举止，也规范着人们的精神面貌。然而，随着社会的不平衡发展，有些诸侯的实力超过了天子，有些卿大夫的实力超过了诸侯，有些家臣的实力超过了卿大夫，于是，旧的制度规范成为了束缚他们手脚的桎梏，那些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家臣、卿大夫和诸侯们，就自觉不自觉地突破原有制度的限制而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行动的自主权。到了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问鼎于周郊”、“八佾舞于庭”等等破坏礼乐制度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社会也在激烈的动荡中快速地向前发展着。
不过，应该指出，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是相对于西周而言的。若与战国时期比较，这时的礼乐制度仍然在勉强维持着它的形式，或者说是“死而不僵”；礼乐文化和礼乐精神在一般人心中也还有其地位，或者说是“余威仍在”。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比较春秋与战国的不同特点时就说：“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正因为西周礼乐制度在春秋时期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这时仍有人对“礼崩乐坏”的现象表示不满，仍有人为恢复西周礼乐制度奔走呼号，而到了战国时期，西周的礼乐制度已成过去，就不再有人为其奔走呼号了。
孔子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又生活在保存西周礼乐制度最为完备的鲁国，他对创立西周礼乐制度的周公发自内心的景仰和崇拜，所以他成了西周礼乐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和认真履行者，也成了礼乐文化的自觉继承者和积极传播者。然而，从一开始，孔子的思想和行为就处在悖论之中。例如，西周时期，学在官府，私人并无招生授徒之权责；孔子私人办学授徒，本身就是不符合礼乐制度的。再如，西周时期，官守其学，各国史书乃各国史官之记录，私人不能撰史，而孔子据鲁国史撰《春秋》，也是不符合礼乐制度的。这种悖论说明，孔子并不是一个沉浸在旧日的回忆中不能自拔的迂夫子，而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的文化人。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孔子代表着没落贵族的价值取向，但我仍然认为他是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要更聪明、更睿智、更理性、更深邃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心目中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其实已经融入了他的社会政治观念和文化理想。
对于孔子，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我是弄文学的，也是一名教师，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他的文学观念。孔子是在教育他的学生时提出“文学”的观念的，这也是有文献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文学观念。孔子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这里的“文学”，宋人邢昺释为“文章博学”，其实并不准确。子游、子夏在孔门弟子中年龄属于小字辈，孔子赞赏他们有文学之才时他们也才二十三四岁，怎么可能“文章博学”呢？孔子所说的“文学”是与他的“文”教相对而言的。《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以“文”为教，对于教师而言是“文教”，对于学生而言是“文学”。“教”与“学”是一事之两面，在先秦文献中这两个词常常可以互换使用，例证不胜枚举。在孔门“四教”中，“文教”是最低层次，即最基础的层次；在孔门“四科”中，“文学”也是最基础的层次。孔子赞扬子游、子夏有文学之长，不过是肯定他们在这最基础的层次上做得好而已。这基础的层次不是别的，正是学习西周传留下来的礼乐文献典籍和礼乐文化制度。[1]
在孔子之前，中国已有“文”的观念和“学”的观念。殷商时期的“文”是指带有巫术意味的文身之“文”，商周之际开始指向人的内心，后来发展成为能够指代品德修养、精神面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内涵的重要概念。而“学”在殷商时期是指学习巫术占卜，在西周则主要是“六艺”之学，即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将“文”与“学”结合在一起组成新概念是孔子的创造，也代表着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理念。[2]清人俞正燮说：“虞命教胄子，止属典乐。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乐胥皆主乐。《周官》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皆主学。……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癸巳存稿·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如果说三代以上的乐学和乐教以祭祀为基本内容，主要指向信仰，以实现人与天地神鬼的沟通和人的精神的安定，那么，孔子的文教则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为基本教材，主要指向知识，以提供锻炼君子人格的指示和服务社会政治的鉴戒。孔子的文学观念正是这种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产物。
二、文学是手段还是目的
文学既然在“孔门四科”中处于最低层次，在“孔门四教”中又是基础教育，而且主要指向知识，那是否可以说，文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从逻辑上看，说孔子所谓文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孔门四教”中，孔子最重视的是“忠”、“信”之教。他告诫学生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子张问崇德辨惑，孔子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子张问行，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可见他对忠信是何等重视。孔子教育学生，不仅教育他们如何做人，而且教育他们要改良社会。“忠”主要解决社会政治伦理的纵向关系，“信”主要解决社会政治伦理的横向关系，而落实到个人，则体现为其伦理道德水平。孔子之所以把“忠”、“信”列为其四教中的两教，是因为他以为只有忠信之人才能实践其礼乐教化的政治理想。诚如《礼记·礼器》所云：“先王之学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在孔子看来，要恢复西周礼乐制度，必须要培养出一批真正懂得礼乐制度精髓并愿意身体力行的君子，由他们来影响和带动社会。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季康子又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他还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心目中的政治，是贤人政治、君子政治，是在君子贤人以其德行示范来影响和带动社会有序发展的政治。所以，在孔门四科中，德行被置于四科之首，因为这是孔子培养的最理想的人才，而颜渊也因此成为他最为得意的门生。孔子曾感慨地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渊的人格风范正是孔子所赞赏的君子人格风范。颜渊死后，孔子伤心欲绝，为之恸哭失声，大呼：“天丧予！天丧予！”当从者劝他不要太恸时，他竟然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恸？”（《论语·先进》）他对颜渊之死的悲恸远远超过他对儿子孔鲤之死的悲恸。鲁哀公问他哪一个弟子好学，他的回答是：“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他公开宣称其弟子除颜渊外都不能算好学，这是对颜渊多么高的评价！孔子这样高度评价颜渊，无非是颜渊体现了孔子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