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论何处去？
作者：代 迅
三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舶来的，含有较强烈的异质性的研究方法，和我们所熟知的文学研究有着重大差别。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国，就是因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它本身的一些学术特点和我国的学术传统有着相同或相通之处，这从文化研究的基本内涵有一个基本地把握。
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呢？尽管文化概念本身具有歧义性，但是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的描述，文化研究具有如下特征：并非仅仅局限于文学或艺术领域，而是包括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它超越了如文学批评与历史研究等学科的特定界限，质疑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否认文学自律的观点，否认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高低之别，关注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的流程等。④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多学科的汇集之地，从一开始就和文学研究有着某种关联。1960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他们作为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大多是文学研究者或文学批评家，该中心第一任主任理查德·霍加特，1957年发表的《文化的用途》被认为是开始了文化研究的雏形，他本人担任英国文学教授，雷蒙·威廉斯也是英国文学教授，而且写过剧本，著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著作。在文化研究的许多重要领域，特别是影视传媒，都包含了文学研究，文学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基础学科，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也大多设在英文系、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等系科内，而跨文化研究现在恰恰被视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极具活力与开拓性的方向。实际上，文化研究跨越了众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多元文化、流散文学、大众文化、同性恋和全球化等理论，几乎无一例外都和文化研究紧密相关，文化研究包括了文学研究而又不局限于文学研究。
“反本质主义”思潮目前在国内学术界流行一时，其实，学术研究不管多么千差万别和富于个性化，但总是以一些共同和稳定的原则为基础。其实，无论多么现代化的理论思潮，其实不过是人类思想史长河上曾经有过的一些点滴的或是涓涓细流的逐渐汇集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文化研究并非空穴来风，它不仅和西方思想史，并且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传统，不乏可以沟通之处。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文史哲不分家，学科分类比较模糊，只是笼统地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别，文学研究被称为“诗文评”，只是集部的一条尾巴而已，这似乎与文学研究在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也具有某种可比性。
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认知，是一种非常含糊的大文学观念，诗文才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正宗，如果说诗，实际上是抒情短诗可以算作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的话，那么，文的含义就非常广泛了，凡是与骈文相对的单行散体文章都可以称作“文”，也就是散文。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所论述的“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在今天看来，绝大多数文体都是非文学的，而真正作为文学的诗赋只是排在末座。西方的文化研究这种既与文学相关又不局限于文学的特点，与中国的学术传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沟通和契合。这使得文化研究在中国文论界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力，而且又以当代西方文学研究的主流话语及其包含的多方面的时代内容，给中国文论界以新鲜的刺激，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应当说，是外来的文化研究找到了入主中国大陆的最佳切入点。
“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现在是国内学界一个时髦的口号，其实和一些学者的理解相反，传统不是或不仅仅是发黄的故纸堆，而是一个动态概念。我们不仅有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而且有中国现代文化的新传统，而且这可能是新近的、活着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传统。以文学理论来说，近百年来，在西方纷至沓来的多种学说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凭借它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无可比拟的强大影响，以及和中国经世致用型的儒家诗教深厚传统的内在共鸣，最终从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流派中胜出，成功地完成了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取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主流范式，也是最重要的新传统。“尽管这套话语体系对西方有借鉴，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主要是根置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一同生长起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成长发展起来的”，⑤正因如此，它在中西文论的进一步沟通中享有特殊的便利。
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恰恰存在着明显的理论渊源关系，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属于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早期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理论，对于文化研究的学术理路就有着深刻影响，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曾经加入英国共产党，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文艺理论学者，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关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论述，对文化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不仅要通过语言和再现系统来研究，同时也要通过它的物质形式，如它的体制和社会实践来研究，这种思想推动伯明翰中心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对电视的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它的制度史的广泛探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⑥
意识形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关系研究，一直是一个重要理论传统，马克思的著名命题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葛兰西尽管放弃了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虚假意识”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文化霸权”理论，抛弃了阶级决定论，拒绝把所有文化都看作某个阶级的阶级性体现，使文化研究能够将视野扩展到阶级以外，如性别、种族以及年龄压迫、大众文化分析等，这条研究思路对于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传统。⑦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渊源关系的文化研究一旦传入中国，便很容易为中国文论界迅速接受，在文学研究领域广为传播。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面临中西文论龃龉与磨合中所起到的独特桥梁作用，也由此得到了更为充分地展示，文化研究在中国所经历的历程，就是一个显著范例。
四
任何新的理论观点与思想学说，尽管从理论形式上看，它是已有思想资料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它的根源和动力，却是深深地埋藏于现实生活之中。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同样不能例外，从理论形式上看，是西方理论话语在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真正深刻的内在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社会当代社会生活与文化艺术的深刻转型。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盛，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艺术领域重大问题的积极回应。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与精英文学之间的冲突与融汇，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它最早起源于19世纪末叶的西方国家。出版社、音乐厅和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出现，为大众文化孕育了温床。1950年代的欧美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福利国家的产生，公众有了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更多的闲暇时间，这就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最佳时机。收音机和电视机的逐渐普及，大量关于流行歌手、电影明星和体育明星的报道，不仅改变了青少年一代的兴趣爱好，也改变了社会风尚和艺术潮流。⑧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特别是经历了极左时期的极端封闭之后，对于我们还是一个全新的情况。
中国的大众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鸳鸯蝴蝶派”。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学就其本质而言，也可以认为是“革命好莱坞”，也属大众文化，只不过和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中孕育的自发产生的大众文化相比，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即它是一种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官方支配的自上而下的大众文化。“文革”结束后，1980年代以来电视机已经普及到寻常百姓家，90年代后计算机和因特网技术迅速发展，当代中国逐渐步入小康社会，大众文化随之强劲增长。外国电影从最早的南斯拉夫《桥》、印度《流浪者》、日本《追捕》在大陆公映时的万人空巷，到现在好莱坞大片年年登陆中国，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传统文学样式已经不再占据中国公众文艺生活的中心，时装、健美、广告、MTV、流行歌曲、电视连续剧和电子游戏等占据了公众主要的休闲时间，信息时代和图像时代已经来临，这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重大转型，意味着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已经逐渐孕育成熟，亟需我们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