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论何处去？
作者：代 迅
一
文化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80年代传入美国，很快就和美国学界的左翼结合起来，同性恋、女性主义和少数民族、后殖民主义等问题随之进入了美国文化研究的视野。90年代，文化研究经过台湾和香港传入中国内地，在国内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迅速成为主流思潮，广泛涉及诸多学科领域，而以文学研究界最为热衷，几乎达到了言必称“文化研究”的地步。
19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文化研究的学术会议，使中国的文化研究不断掀起高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94年9月，《读书》杂志举办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讨论会，1995年8月在大连举行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7月在南京的“文化接受与变形”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2005年7月在武汉举行的“文化批评与文化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西方的一批文化研究著作得到译介，如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中文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英文原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等，还有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和陆扬的《大众文化研究》（2001）等。
不仅如此，中国学者还在中国本土语境中作出了自己的独特探索，1999年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丛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和宋伟杰的《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被认为是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较早和较好的著作。事实上，伴随着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不管我们对于“金学”这样的称呼是否承认，大众文化的研究已经在中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文化研究目前已经纳入国内学术体制，找到了学科发展的有力支撑点，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化研究”网站尽管创建时间并不长，但是定位准，影响大，并且还有《文化研究》杂志配套出版，在中国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设有《文化研究》专辑，上海大学设立了文化研究系，并新近建立了“当代文化研究”网站，这个网站还有一个不同于国内通常学术网站的特点，中英文数据并行不悖，便于传递新近的原文资料，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也招收文化方向的研究生。
此外，大众文化研究也非常活跃，美学领域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也掀起了一股潮流，《文艺争鸣》杂志为此开辟了专栏，人造美女甚至已经成为中华美学年会2004年7月长春的议题之一，一大批中青年学者都在这个领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文化研究在国内仍有争议，一些学者特别是老一辈学者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强调文化研究不同于文学研究，对文学研究向其他学科的大规模扩散表示不满，认为文学研究应当有着自己的确定性疆域。但是无论如何，在国内学界经历了90年代初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所形成的学术断裂，包括实践派美学退潮，文学主体性理论消失，文学研究一时群龙无首的无主潮时期后，文化研究再次激活了国内的文学研究，在20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独领风骚，一跃而成为国内文学研究主潮。
二
文化研究为什么能够在传入中国后迅速占据主导地位？这里有着复杂和多方面的学术背景。在经历了极左思潮的肆虐之后，新时期之初，文艺研究领域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受到了广泛批评。作为一种反叛，新时期之初文学创作领域的“朦胧诗”率先试图摆脱“时代的单纯传声筒”相呼应，突入诗人内心，探索新的方法与艺术技巧，与此相呼应，文学研究领域也开始了“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区分，启动了“向内转”的理论行程。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生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那么，这个时期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力求回复到自身。①
高行健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在80年初期风靡一时，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理论尤为国内学界所推重，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就是有意味的形式”深为我们所称许，探索艺术形式技巧的先锋派创作波澜迭起，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模式遭到冷遇。但是事情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方面，先锋派创作始终只能在所谓“纯文学”的小圈子里掀起波澜，大众对此始终极为冷漠，艺术形式方面的研究实绩业也并不多见。
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我们对国外文艺理论的了解逐渐变得清晰。新批评兴起于1930年代，1950年代在英美学界曾一度达到全盛时期，进入动荡不安的1960年代后，随着从欧洲大陆进口的各种新潮学说的风行，以及欧美各种社会运动的勃兴，新批评逐渐失去了往日受人瞩目的光彩，开始走向衰败。当我们开始“向内转”并努力与世界文学研究接轨的时候，思想观念却受到重大冲击，我们惊奇地发现，新批评式的“内部规律”研究在西方其实也早已过时，原型批评、女权主义、后现代、新历史、后殖民等批评流派数十年来各领风骚，相互更迭。近二十多年来，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研究已经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边界，逾越了文学的范围，和人类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以及其他诸多学科相交叉，甚至连文学批评的对象，已经囊括了所有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和非文学。
文学研究大幅度地转向文化研究，其学科边界向其他学科领域挪动，变得模糊和不确定，这种趋势在近年来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也得到了明确的传达。2004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7届年会的主题是“在边缘：空白，疆域，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就是讨论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在2005年美国比较文学年会上，文化研究的倾向尤为彰显，这届年会的主题为“诸种帝国主义：时间，空间与形式”，传统的文学研究仍然在延续，固守文学研究的疆界，仍然是一些学者坚守的立场，但是这些研究已经明显边缘化了，不再居于主流。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国内学术界已经善于把握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罗钢、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中指出：“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②“文化研究正在迅速进入当代美国思想和学术生活的主流”。③现在西方学术界主流话语中的热门话题，包括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霸权，当前西方文学与艺术领域经典的重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文学艺术领域的性别歧视，文学艺术与生态环境等问题，引起我们的广泛关注，使得积极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中国文论界，不得不重新反思我们的学术立场，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迅速摆脱了“向内转”的过程，自觉地向欧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靠拢，尽量保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