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论何处去？
作者：代 迅
但是大众文化理论在西方也是一个复杂和多元的状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理论传统，这是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和不断修正的过程。自从大众文化产生和发展以来，西方学界一直存在着强大的否定大众文化的传统。国内学界了解较早而且较多的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对大众持坚决和彻底的否定态度，它的所谓“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消费控制和大众文化的批判，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具有操纵功能、欺骗功能和辩护功能，其本质是虚假性。20世纪40年代，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重点对象，1942年，霍克海默和洛文塔尔在通信中讨论了“大众文化”问题，按照他们的解释，所谓“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它融合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和哲学，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
1944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用“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取代大众文化概念，指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认为它产生于一些较发达的工业国家，是制作和传播大众文化的手段和载体，它以独特的大众宣传媒介，如电影、电视、收音机和报刊杂志等，以娱乐的方法来欺骗和奴役大众，成为巩固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的“社会水泥”，它压抑主体意识，扼杀个性，具有商品化、标准化、操纵性等特征。⑨
在英美学术界同样存在着贬低大众文化利维斯主义。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对大众文化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他认为，工业革命将一个完整的文化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优秀的少数人的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商业化的低劣的大众文化，电影、广告、时装表演、舞厅、流行音乐等，这一切对人的诱惑力是太大了，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文学的前景已经变得非常渺茫，18和19两个世纪是阅读的世纪，20世纪是阻碍阅读的世纪，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大众文化是灾难，应当予以抵制。⑩
这些贬低大众的分辨能力、否定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观点，尽管不乏合理之处，其片面和偏颇也是明显的，但是却给予9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以深刻影响。中国历史上是“以德治国”、“教化治国”的国家，如《礼记·大学》所言：“从天子到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文学艺术则在“修身”、“养浩然之气”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诗言志”、“文以载道”等一整套完整系统的儒家“诗教”思想，文学承载着“感时忧国”、“补察时政”等重大政治使命。在这种氛围内形成的我国主流审美趣味，是历来不喜欢“吟风月”、“弄花草”式的无关宏旨的文学作品，中国现当代主流文艺无论是“五四”新文学还是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于娱乐性的流行文艺和大众文化，历来都是深恶而痛绝之。70年代末以来，邓丽君歌曲从台港登陆内地并广为流行，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青少年中广泛流传，甚至发展到黄金时间在大陆各省级乃至中央电视台的强档播出，与此同时，传统的革命文学和经典名著反而无人问津，所有这一切，招致了国内学界的强烈批评，否定大众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就和国内的主流审美趣味较为吻合，成为我们的研究大众文化的主要理论资源。
在否定大众文化的理论资源引导下，张艺谋被称为“专拍女人戏的男导演”，［11］梁凤仪热，王朔热，《废都》热，性文学，移民文学，武侠小说，财经小说，屏幕被概括为“皇帝走红，大师走时，警匪走运，女人走俏”，这一切被斥为“文学的闹剧与社会的悲剧”，［12］大众文化被认为是矫情、苍白，批量生产制作，大量倾销，它传达的不是大众的情感，没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自发性。研究者断言，大众文化的泛滥意味着文化的丧失，而非文化的大众拥有，大众文化是以文化的个性丧失为代价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强制性倾销并令大众无可选择地接受的文化，它剥夺了大众参与文化创造的权力，简言之，大众文化是精神鸦片，［13］这些论述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具有典型性。有学者断言，199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研究大众文化的文章，基本上是在复述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的理论。［14］在研究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属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升华，而仅仅成为印证法兰克福理论的简单注脚。
五
大众文化既然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那么，我们仅仅是作简单化的否定，就难以使人完全信服。大众文化作为一个非常复杂和广阔的领域，在英文中有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两种不同的表达，在翻译成中文我们往往不加区分，其实二者是有差别的，前者含有贬义，被看作乌合之众和庸俗不堪的东西，后者则是褒义的，台湾翻译为“庶民文化”。在法兰克福学派逐渐走向衰落的同时，在学术理路上与法兰克福学派形成鲜明对立的伯明翰学派却开始崛起，逐渐成为欧美学界文化研究中的主导性力量。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的“当代”二字就可以见出旨趣所在，即不再以传统的“经典”为标准，注重研究当代文化，他们强调大众在接受过程中的创造性，并不是把大众看作文化产品的简单容器，他们不再持简单精英主义立场，注重研究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他们不再仅仅注重主流文化，而是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和亚文化对于主流和经典文化的抵抗作用。［15］
费斯克（JohnFiske）认为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斯图尔特·霍尔提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是一个从“制码”到“解码”的过程，电视话语的意义要产生效果，必须经过观众解码，而观众对于电视话语中传播的信息，可能是同意的也可能是反对的，观众不是接受意识形态的简单容器，并非完全受到大众传媒的操纵，而是在接受过程中积极参与了意义的生产，有着自身的主体性立场，解码是相对自治的，观众的这种再生产能力具有颠覆性。［16］他们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的另一种趋势，即抛弃了对大众文化简单否定的观点，转而发掘大众文化中正面和积极因素，这样就否定了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控制的观点，承认在大众文化的传播和接受中也包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实际上就是肯定了大众文化及其传媒就不再完全是消极的，大众文化具有启蒙性和创造性，对于大众文化及其传媒作了新的理解和解释，而这正好和现代解释学与接受美学的基本走向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