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先锋或古典：苏童小说的叙事形态
作者：张学昕
二
学者王德威在评价苏童的小说时说，“苏童天生是个说故事的好手”，其小说“开拓了当代文学想像的视野”。④毫无疑问，苏童小说的“故事性”强是显而易见的，但苏童喜爱或擅讲什么样的故事，如何讲故事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
我曾在关于苏童小说主题的论述中论及到他小说对“性”、“死亡”、“罪恶”、“颓废”等的表达，这些当然是贯穿苏童小说的一个恒久的叙事话题和情节引线，除此，家族破败、女性命运、童年少年生活与成长、南方人事风华都是苏童演绎世界和早年记忆的主要故事构成。应该说，苏童的小说，无论是长篇、中篇还是短篇，故事作为小说叙述结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都体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叙述语境，既保持了传统写实主义文学中注重故事的自我起源、自我发展情节，最大可能地构造现实、存在的客观历史性，从而保持叙事的古典性，又能在故事的讲述中重构生活，表现出与存在对话，改写历史或现实的欲望与冲动。也就是说，苏童既不放弃故事的写实性，保留传统故事的“超稳定结构”，即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也不忽视对人物、情节的重构，破坏掉事件内部原来可能性的依存关系，“切割”、“中断”传统故事的线性时间流程，在与“故事”的对抗中，整合小说叙事的传奇性与虚构性特质。
一般地说，传统小说叙事往往推崇故事的戏剧性和讲究故事的完整性，这样才有可能推导出其中包含的意义层面，作家就是试图以此在故事中建立某种价值、意义乃至生成寓言，但问题在于，生活或存在本身充满了偶然，生活和存在的结构并不可能就一定构成故事的结构，所以，小说家的叙事冲动和虚构就成为对存在展开故事讲述的又一个起点。苏童的大量小说都有很完整的情节结构，其中也不乏传奇性或戏剧性场景，但他的叙事却不断地对生活原有的因果关系形成阻遏、质疑，有时甚至取消故事结构框架中的某个环节，实现对故事叙述效果的营造，叙述作为一种独立的声音，与我们日常所感知的实在世界形成落差，故事也不再是自然主义的延续，有效地造成故事的张力状态。因此，我们在苏童的小说中就很少看到那种密不透风的情节，而是在叙述的人为拟设的空隙和停顿中，感受到想像空间的张弛有道。
中篇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和《妻妾成群》堪称苏童小说的经典，前者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后者是曾给他带来巨大声誉和影响的成名作。从叙事的角度看，这无疑也是体现苏童小说叙述风格的两部标志性作品。《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看上去是讲述一个关于“逃亡”的故事，确切地说是通过乡村、城市的历史变迁以及家族的破败、人的堕落表达人性苦难、罪恶、生存的艰辛、死亡的宿命。故事浓缩于一九三四年这个“时间的容器”之中，家族主要成员陈宝年、蒋氏和狗崽活动于一个没有任何意识笼罩、驱使并有所命名的城乡背景之下，蒋氏一生的乡间劳作、生殖力的旺盛与她的善良、愚朴、仇恨，陈宝年逃离灾难乡村后在城市的发迹与堕落，狗崽的寻父，地主陈文治的古怪、丑恶与神秘都被死亡、宿命的叙述暗线牵引着，起承转合。特别是陈宝年的发迹史和堕落史更是一个传奇故事的核心情节，陈宝年仿佛一个乡村的幽灵，在逃离灾难、潜入城市之后，由于与罪恶纠结在一起而彻底丢弃了关于枫场树故乡的全部亲情与生命记忆，叙述中对堕落、欲望的描写简洁而沉浸，优雅的叙述从容不迫，使那个时代的堕落景象充盈着末世学的氤氲。传奇、戏剧性、较为完整的故事行云流水般地把握、传达了人物的生存情状，体现出小说叙述的“古典性”倾向。但我觉得，这篇小说的独特与出色更在于它的“抒情性”和“浪漫性”，其实，这一点与叙事的“古典性”风格是同源的、一脉相承的两种文本气象。苏童在这篇小说中选择了开放性的叙事结构，传统小说叙事的第一人称集中表现出了叙述（叙述人）的能动性、想像性和猜想、推断人物、情节发生的优势，叙述视点的“全知全能”，又使“我”的回忆、追述被强调到极端的程度，人物的活动和故事情节依照叙述的能动性来展开，在叙述的层层推进中，“我”站在时间的另一端对家族旧事的逼视，不断地发掘出生存的种种情境和不可思议的多样性。令人惊异的是，这篇小说并不想彰显传统小说的寓言性力量或任何道德使命，而是有意利用叙述对故事结构中“时空统一性”的破解，切割事件、人物行为的可能性、直接因果关系，谋求对存在自身逻辑和规律的传达。这样，故事的发生和结局就成为没有任何特定历史动机和文化规约的历史、存在图景，存在情境的呈现在叙事中也没有任何理性依据，情境本身就构成故事的诗意内涵和美学风格，而且，作家的自我和自我的幻象很明显是在其中相互影响着的。在这里，我们还是感觉和认识到苏童对古典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的摆脱和精心改造，凭借叙述视点和叙述人的“移位”和“腾挪”，尽力寻找存在所固有的诗意。传统现实主义叙事以“客观”为特点，而客观则是一个有着种种定义的概念，从某种角度讲，所谓客观是一切主观或武断的对立面，作家似乎就不该给“个人”立场或“叙事姿态”介入故事的机会，但从另一角度看，客观又意味着作家无须抵制自己的个性和话语，而要表达体验和想像到的存在的“真实”形态。苏童显然在这篇小说的叙述中先验地超越了历史的表象特征，在主体与存在的交汇点上，进行“超距叙述”，涌动出强烈的主观抒情气息，同时，也在对历史的深刻质疑中打开当代叙事的另一种想像和思维的空间维度。
而《妻妾成群》在“古典性”和“抒情性”以及叙事的自主性方面体现出更加耐人寻味的奇特的文本张力。如果说苏童在写《罂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时，还属于当时非常狂热的新文本运动的参与者，但在写作这篇《妻妾成群》时，他已开始意识到并警惕小说写作可能具有的惯性，在具体文本上寻求叙事形态和走向上变化的意识也开始坚定和清晰起来。这篇作品就是他试图在“先锋性”反方向上的努力，也就是对“古典叙述”的兴致和启发直接导致了这个小说的灵感并最终问世。正如苏童自己所说，小说写作有时就是一次无中生有，那么这篇小说就是一次纯粹的“无中生有”的虚构，并且，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先锋小说对叙事话语本身的迷恋，以另一种方式挣脱了“现实生活”的羁绊，提供了新的文学想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