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先锋或古典:苏童小说的叙事形态

作者:张学昕




  华莱士·马丁认为:“从哲学对于真实的追求这一角度看,小说(虚构)与叙事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楚。正如虚构可以对立于事实和真理一样,叙事对立于非时间性的规律。任何一种解释,只要它在时间中展开,在过程中时有惊人之处,知识仅仅得之于事后聪明,那它就是一个故事,无论它如何证实。叙事作品,无论点缀多少通则概念,总是为思想提供多于它们自己已经消化的信息和食粮。”⑦我们可以从中意识到叙事中的“非时间性”对小说即虚构的意义,马丁强调的是,除了时间本身的永恒之外,我们的叙述对“时间”与“非时间”的双重依赖性,也就是“经验中的”时间。杜夫海纳说过,“时间性不是入迷的境界,而是诸多入迷境界的统一”,传统经典小说中的时间观里,时间不是一个中性的事物参照的坐标形式,总是隐含着一种运动着的神秘力量,而现代小说的时间观常常放弃这种时间参照,作家可以在叙事时,根据自己虚构的需要对中性的时间进行重组,形成文本自身的时间秩序,从而建立小说坚硬的时间结构,这也是作家对生活、存在的重组,它最能体现作家虚构的方法和能力,小说的力量也于此而起。
  苏童的小说叙事结构能力和对时间的理解,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叙事形态和美学风格,增加了作品和叙述的内在力量及蕴含意义。特别是结构对人物、情节、意境的作用与影响,造成了诗化的效果,体现出现代小说结构上的极大优势和创造活力。我们在苏童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中,深深地感受到形式感及其叙事技术,已成为是苏童对生活的态度和表达方式及重要途径,或者说,苏童小说虚构的实质就是通过叙事结构和时间感赋予生活一定的形式感,这也可见出苏童小说写作的审美能动性。
  我们首先从苏童在小说中对“时间”的理解、把握、控制来认识他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情节逻辑。
  “神话学的时间感知是一种和自然的循环往复相应合的观念,其中深藏着排除时间的热切愿望,通过节日和献祭活动,把自然时间改变为社会化的时间。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没有节日就没有时间”。⑧如同神话式的时间感知,文学叙事或文学虚构,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人的另一种节日,每一篇小说中都蕴含着作家对时间的抗拒,对空洞抽象的时间的绵延或重复,它以一种新的时间形式表达自己的想像力和个性经验内容,这样的话,时间结构为叙述提供的叙事结构就会产生无比奇妙、有小说自身独特逻辑的故事。
  短篇小说《蝴蝶与棋》的叙事情境就是通过时间感建立起来的,这种时间感主要是借助“往事追述”式的审美回忆和知觉经验传达来实现的,具体说,就是在小说文本叙事时间与对小说人物活动时间的双重感知中营造小说的意绪和氛围,表达故事内蕴。《蝴蝶与棋》既是小说中两个重要的文学意象,又是推动和改造物理时间、引进另一个时空情境的时间意象载体。这篇小说并不像其他许多小说,通过使用大量的时间叙述句和空间描述句交错、辐射、收聚成小说的叙事结构,而是使用回忆的方式,以过去时的方式进行富于心智活动的讲述,实现苏童十分喜欢的情调和风格。在这里,苏童将人物置于一种非物理时间即感觉经验的流动中,超越了传统古典式回忆的线性时间结构。小说呈现“我”与棋手在“那年春天”寺前村的一次短暂而莫名其妙的遭遇,蝴蝶与棋在他们两人生活中意外地错位对他们各自命运的改变。人物的活动及整个故事,虽然表面上看完全在一个封闭的时间结构中,实则由于回忆中时间的不确定性,故事变化的线性逻辑被打破、消除,讲述者的感觉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粘合剂,人物的命运及其神秘感都呈现出某种荒诞和诗性。物理时间被解构掉,叙述人感觉到的时间进入具体的情境描写中,时间制造出了幻觉。“水边棋舍”中两位老者的存在与不存在,棋手由迷棋到恋蝶,五年后“我”的重访寺前村,人生的变幻无常仿佛都是在叙述所进行的时间里产生的转瞬即逝的“临界存在”,这本身就似乎在表明时间无法永恒的虚无与存在。而且,最初棋手对棋的痴迷,“我”对蝴蝶的追踪,在五年后竟发生错位,蝴蝶与棋重新取代他们的生活目标和人生方位,使一切都像是在梦中,棋手与“我”在经历了一次意外变故后,成为时间变迁的化身,人的存在际遇让时间轮回,人与物、棋与蝴蝶同处于一个对称的虚拟的时空之中,显然,正是时间推动着小说的叙述,人物、行为、事件无不打上叙述人对时间的心理感觉的烙印。
  中篇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更是借助时间建立起的独特的小说叙事结构。人以及社会生活历史时间的多元性在这篇小说中被充分显示出来,恰如其分地印证了洛维特所说的:“历史所有的时代,是行动和承受、征服和屈服,罪和死的历史。在其世俗表现中,它是令人痛苦的怪胎和一再受挫的昂贵努力……的不断重复。历史是一种一再留下废墟的、极其紧张的人生的舞台。”在时间里面“一切都可能发生,而且是从秕糠考验和甄别麦粒的关键性时间”。⑨在小说中,人的生活、存在在时间的多个层面上同时展开,“逃亡”成为时间的一条主动脉,在存在的历史现实中聚合起崩溃的时间碎片,支撑起审美主体意识到的存在、生活或精神结构。无疑,这是具有充分现代感的时间观念,小说叙述结构的坚实质地冲击了以往意识形态话语或某种既定文化秩序的规定,同时也拓展了时间之上的经验文化背景。我们可以把“一九三四年”视为作家拟设的一个时间容器,它承载着特定时空中人类特有的存在状态和存在经验,并且在回忆的平台上再次切进真实和存在,沉重与轻松、庄重与抒情、幻想与偏执,破碎的历史欲望,表达的障碍交织重叠,这时的“时间”又作为小说中的“角色”或“视角”,成为对存在的见证方式、一种生活的存在方式的指引:“一九三四年是个灾年。有一段时间,我的历史书上标满了一九三四年这个年份。一九三四年迸发出强烈的紫色光芒,圈住我的思绪。那是不复存在的遥远的年代,对于我也是一棵古树的年轮。我可以端坐其上,重温一九三四年的人间沧桑。”时间可以是抒情的对象,但更关键的是在于,苏童强调了在时间之流中展现种种复杂而奇妙的人生经验。我们十分清楚,我们无法将时间、时间本身,按照它的本相对其进行描绘,但小说叙事却可以依靠作家的智慧拉长、缩短、甚至挣脱时间、复现时间,在对生活的叙述中拓展出时间中感觉与经验的边界,让感觉中破碎的事物和精神在时间的促成下完整地存在并且得到延伸。
  苏童在小说叙事中,对时间的“利用”非常含蓄和内敛,尤其在他大量“过去时态”的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历史漫长的流动,在他充满主观性叙述的诗化表意话语中获得活力,而这一点完全可归结于苏童对时间的独特感悟和理解。在他早期的小说《祖母的季节》中,他将对故乡的记忆凝聚在老祖母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里,把处于弥留之际的祖母写得极其细腻,令人难忘。很早就耳聋的祖母,竟然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里说自己什么都听见了,每天早晨她被雨声和潮水声惊醒,“每天坐在门槛上听雨,神态宁静而安详”。祖母在这个秋天仿佛突然意识到了生命即将终结,“她向每一个走过家门的村里人微笑,目光里也飘满了连绵的雨丝”。苏童讲述的是祖母一生的坚韧,是她对那个新婚五天后就出走的祖父的一生的怀念支撑着她的生命,当她临终前看到祖父留下的那把二胡时,“她脸上浮起了少女才有的红晕,神情依然是悠然而神秘的”,并且她在感觉中与祖父相遇,在梦中为她拉琴。实际上,苏童在叙述中表达的不仅是祖母生命感觉的又一次“轮回”,而且在小说中表现出时间的循环或者说时间的可逆性。显然,一个秋天和一个人的一生,以短暂的弥留浓缩一生的沧桑,对死亡平静、从容的等待,这样一种时间结构为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结构,祖母也就成为时间变迁的化身,叙述就成为可逆的时间魔法,成为存在的某种隆重的仪式,那么,在时间面前,存在的现实与消逝的历史便不再具有喜剧、悲剧之分,惟有时间是神圣的,它会根据对人心灵的测量和对情感、精神的甄别,呈现出应有的空间秩序。在这篇小说里,祖母那块金锁如同时间一样被一个人一生收藏起来,时间也会像金锁很可能神秘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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