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先锋或古典：苏童小说的叙事形态
作者：张学昕
颂莲和陈佐千的故事作为“已死”的陈年旧事显然有别于苏童大量“回忆中的往事”，而完全是一次无中生有的想像，一次没有任何历史、现实动机的故事营造。当然，一个没有现实意图的叙事就可能会呈现符号、图像式的多义性，故事形态就会生发出种种艺术感受和效果，引领我们进入关于存在的难以逻辑化的隐秘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情感关系，性、死亡、颓败、家族都是故事中最活跃的因子，我们会在叙事的“传说”中，体悟到人性和宿命的历史。可以这样讲，苏童着力地叙述的这个家族颓败的故事，还是重在对情境的诗性体验和对神秘存在的激情表达，浪漫的古典性，使苏童的小说叙事不仅与其他先锋叙事区别开来，而且，大大扩展了文学叙事表达的边界，这是对传统小说叙事学的挑战。苏童这种带有现代意识的浪漫叙事，显示出独特的个性气质和魅力，形成自己的小说叙事美学。美学家杜夫海纳说过：“在审美知觉中起作用的、使审美感性更加敏感的东西，就是想像。这丝毫不是永远不受知觉抑制的那种令人忘乎所以的和兴奋得发狂的想像，而是那种有支配能力和令人激动的想像。”⑤我想，苏童的叙事就是“那种有支配能力”的叙事，是对陌生空间入侵、占有并对存在固有逻辑秩序反叛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叙述中自主性对故事进行编排、“超距叙述”的体现。叙事在行文中取消了人物对话时标点符号的使用，小说人物话语与叙述话语融为一体，相辅相成，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对话情境，不同的人物、叙述人话语在小说中故意混杂，使雅致与粗俗、高贵与卑下、聪颖与愚蠢、期待与落寞等相互接近，融汇交织，在叙事话语的丰盈与混沌中，叙述不仅制造出了故事的暧昧、迷朦、浪漫的美学格调，还迸发出看待世界观点与方式的内在冲撞，这种叙事立场的后现代意味丰富地涵盖了存在世界的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以及相互指涉、相互粘着的无我性，事物之间的内在依存性。具体说,在《妻妾成群》中，苏童几乎让作者、叙述人隐退，叙事上不对表现事物做任何强制性介入，让读者的历史、文化、心理等个人经验失去以往的惯性，在读解文本中失去常规的对应理解的作用，这时，阅读中的感性的、情感的甚至欲望的快乐就会油然而生，所以说，这种没有道德、意识形态承载和负荷的叙事一定是源于那种“令人激动的想像”，也就是对存在的“想像性重构”。
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再次深入地体现了苏童想像性写作中激越的情感与浪漫抒情气质。这部长篇小说本身同样拥有一个强大的传奇性故事框架，这显然会给叙事带来极大的便利，但苏童却有意改变了传统故事应有的旨意和方向，通过抒情性的诗意呈现，颠覆掉故事中“写实”的元素，让传奇渗透出极强的浪漫品质。作品描述了古代少年帝王端白在偷梁换柱式的宫廷政变中从帝王沦为民间艺人“走索王”的离奇命运，令人惊异的是，端白居然对巨大的人生落差平静如水，无论是父王驾崩，还是沦落后在苦竹山静读《论语》、修炼自身，少年端白内心无限的感伤与惆怅、人生孤寂与悲凉都被文字的充满修辞性的语态推到一个形式意味浓郁的审美境地，时间仿佛停滞，故事原本可能产生的意义出现了别一种样态或转义。
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霜露浓重，太阳犹如破碎的蛋黄悬浮于铜尺山的峰峦后面。我在近山堂前晨读，看见一群白色的鹭鸟从乌桕树林中低低掠过，它们围绕近山堂的朱廊黑瓦盘旋片刻，留下数声哀婉的啼啭和几片羽毛，我看见我的手腕上、石案上还有书册上溅满了鹭鸟的灰白稀松的粪便了。
人都在山下居住，遇到天气晴好的早晨，他们可以清晰的看见山腰上的寺庙，看见一个奇怪的僧人站在两颗松树之间，站在一条高高的悬索上，疾步如飞或者静若白鹤。那个人就是我。白天我走索，夜晚我读书。
小说首尾两段描述的端白对鹭鸟的细微谛视和“疾步如飞或静若白鹤”的生存状态，彻底摆脱了“雨夜惊梦”式的宫廷阴谋，存在忧虑、恐慌和焦虑，苏童舒缓轻捷、平衡节制的中立性审美观照衍生出文学叙事的暧昧格调，将具体的、历史道德的形而下内容引向一种文化上的超验性体悟、诗性沉缅。在这里，苏童还把存在的神秘、宿命意味引申为诗性的浪漫祈祷，历史意识、故事本意已被话语诗意所取代，这种叙事所打破的不只是宫廷故事的经典古老模式，而且，词语与其建构的情境相互的碰撞产生的诗性冲力也打通了古典与先锋的边界，故事的乌托邦消解了乌托邦的神话魔力。端白若干年的生活似乎都是在回忆中完成的，但回忆的视角却使叙述的故事在时空的交错中留下盲点，先验性的感觉催生故事中的历史，而讲述中的历史才让我们感觉绵长悠远。叙述中反复强调的是“我”的视点，这个“我”是端白也是叙述者，带有浓郁的个人经验色彩，表达个人对存在、生活和历史的特殊感觉，“生活体验转化为特殊的语式或语法，过剩的语言句式其实隐含了不可表达的情感，因而，那些主观性浓重的叙述句式总是自然而然地滋长莫名其妙的抒情意味”。⑥苏童靠故事性支持的叙事，其中充满了感伤、优雅、悲剧情境、气韵的跌宕，这些也成为他抒情性、古典性美学风貌的“关键词”。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不管对于信赖梦想写作的苏童，还是那些不愿放弃写实的作家来讲，他们既能保持叙事的古典性传统，又重视主体抒情性，既有故事坚硬的经验内核，也有浪漫主义的幻想抒情气质，我想，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年轻作家对当代汉语写作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三
我在前面关于苏童小说叙事“古典性”、“先锋性”、“抒情性”的分析中，没有涉及他最成功的短篇小说写作，这是因为，相对于他的中、长篇小说，苏童短篇小说的“先锋性”或古典气质更加偏重叙事的结构性力量，而且，苏童在短篇小说叙述，文体上的探索、实践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后面论述其写作的“唯美”和语言、灵气时，我们还要专门谈到短篇小说的文体问题。在这里，我只想从苏童小说叙事中的“结构”和“时间”这两个方面考察他对“古典”的超越，对现代小说技术的创造性吸纳，这一点不仅是苏童个人创作中非常敏感的问题，也涉及到当代作家小说写作中现代小说观念的转变及模式的更新与变化。小说中的时间与结构是不可分割的，可以说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结构附着于时间，时间寓于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并呈现它自身的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