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２０世纪中国美术现实主义内涵的变化与发展
作者：尚 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是英雄与理想的颂歌,是现实理想对于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如果说理想现实主义对于现实和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是“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的理想“和客观真实取得一致”的辩证统一,那么,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部队美术工作者总结的“三结合”创作经验,以及文革中被极度庸俗化的创作方式,则将这种理想的现实主义推演到和“现实真实”背道而驰的“伪现实主义”之中｡当理想现实主义,夸大了“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在表现现实中作用的时候,往往也就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反面｡而从理想现实主义滑落到“三结合”的创作模式:“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术､群众出生活”,{14}则已经和现实真实无关,它的负面影响必然会使艺术成为政治理念的奴役——“美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的艺术就是要从属于我们的政治”｡所谓“画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不就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图解——第一,充分表现我们伟大的革命的时代精神;第二,必须描绘最新最美的题材;第三,必须塑造出最新最美的形象;第四,必须具有最新最美的艺术形式｡然而“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首先要求我们的美术工作者要具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感情,要画革命画,先要做革命人”｡{15}这种理念不仅不是现实的反映,不仅是用主题先行､观念先行替代现实,而且对艺术主体提出了所谓政治素质的“政治审查”问题,从而将艺术创作规律的探讨,偷换为政治内容､政治身份和政治命运的命谕｡
人本现实主义
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繁荣与发展,是在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逐步实现的｡解放思想,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们从左倾主义错误思想的羁绊中冲决出来的重要武器,当时人们不仅要把神化的领袖拉到人性的领袖,而且要把对英雄主义的颂扬转换为对社会现实的揭露,由此展开的种种论争,都和怎样理解现实主义相关联｡1980年1月《美术》杂志召开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部分研究生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要只抱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放”,“今天谈思想解放,不应回到五六十年代,而应当迎接八十年代”｡在解放思想的20世纪80年代第一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便由此开始了｡当时以笔名奇棘发表的《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16}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异议的文献之一,文中提出质疑的,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它是从时间艺术假借到空间艺术从而取代了绘画的本质特征;二是我们都用一种规定的方法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绘画反映生活的广阔可能性失去了它潜在的力量,绘画内容狭隘到最终被规定的政治内容代替了｡这两个问题的质疑,都切中了文革时期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要害,因此,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方法”提出的“是否从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的矛盾”的疑问,也蕴藏着对于绘画艺术存在自身规律的肯定｡
而胡德智发表在《美术》1980年第七期的《任何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一文,则首次提出“现实主义流派”和“现实主义精神”两个概念的区分,文章指出: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也不是现实主义流派所独占的,历史上所有的艺术流派,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们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表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这个论点的提出,在于矫正了人们长久把“现实主义流派”误作“现实主义精神”的认识｡作者也正是从这里引伸出了两个话题,一是“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正确描写世界的方法”,二是“任何通向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显然,文章的本意,是通过这个论点来肯定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艺术流派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肯定现代主义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和情绪,肯定现代主义反映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社会现实,尽管现代主义已远离对事物的描绘与再现｡这样,也就为当时人们重新认识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视角｡
在如何认识现实主义的概念上,邵大箴说的更为准确:“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作为表现手法,它的基本要求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作为表现手法,它和写实同一概念,只是一种艺术的写实,不排斥凭藉想象的夸张,其基本要求是明白易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写实表现手法是不能等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作者还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主体认识世界的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强调“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的态度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他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家决不会仅仅把艺术作为一种赏心悦目和自我娱乐的手段和工具,决不会满足自己的作品只有少数知音者而置广大群众的需求､接受能力与欣赏水平于不顾｡相反,这些艺术家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真诚地表达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以自己的创作干预现实生活｡这样的艺术家可以在画布上,在油泥中,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运用写实､寓意､象征､抽象等多种多样的手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作品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将要产生的艺术效果,但他无疑是忠于生活和忠于自己的感受的｡他决不会远离生活去拼凑去臆造,也决不会为了某种一时的需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趋炎附势｡他要求自己反映的内容和人民大众息息相关,要求自己的艺术语言为更多的人所能理解和接受｡因此,写实的手法通常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采用｡”作者并不认同“一切艺术流派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说法,作者提出的观点是辩证的:“我们应该有气魄,有胆识,肯定现代派艺术中一切从内容到形式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东西,但不能全盘肯定现代派,不能不加分析地给现代派送上一顶‘现实主义’的桂冠｡”{17}
这些文章在廓清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误区,特别是从文革美术图解政治的主题性创作和伪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人们认识的现实主义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