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20世纪中国美术现实主义内涵的变化与发展

作者:尚 辉




  现实主义(Realism,又译作“写实主义”)最早起源于法国,它是法国在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之后,于19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间兴起的一场深入持久的美术思潮,并在1848年革命后,首次用“现实主义”这个词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库尔贝、米勒和杜米埃。作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家,尚弗勒里不仅在1855年发表的著名的现实主义宣言中,提出艺术应真实地表现当代生活,而且以后还宣称:“现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民主的艺术。”①库尔贝等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既反对僵化了的新古典主义,也反对追求抽象理想的浪漫主义。他们认为现实生活本身便是最适当的题材来源,无须进行粉饰。他们坚持表现当代生活,并以人文关怀的姿态描绘社会低层的人物形象。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观念自20世纪传入中国,它既是世界范围西学东渐的“他化”过程,也是中国本土社会和文化的一种自我需求。中国现实主义先后接收过法国现实主义和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在20世纪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的跌宕而发生侧重面与内涵的变化。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绝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文化概念,它的美学内涵的每一次变化与发展,都意味着新的社会观念的确立和新的审美判断的变更。
  
  科学写实精神
  
  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运动,是从建立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开始的。20世纪之初,中国先进的知识精英开始接受了科学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豁然醒悟:包括社会发展在内的客观世界,都可以实证地认识、科学地把握。这正像李大钊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是有规律地发展和演进着。这种科学主义思想渗透到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科学救国”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潮。美术也是这样。具有科学主义思想内核的写实绘画和法国写实主义,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精英的一种文化觉醒和自觉。
  为人们熟知的,康有为在1917年《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发出的疾呼“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是20世纪最早对中国画进行清算和讨伐的檄文,也是最早在美术上提出向西方画学学习的文献。该文通过为作者自己的“万木草堂”藏画编目做笔记的形式,对中国历朝画作的发展作了梳理和品评。文章从《尔雅》、《广雅》和《说文》等上古文献中释读“画”作为“存形”的文字本义始,而论证所谓图画之制,就是“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即可忘形也”,这是康有为提出向西方画学科学性造型体系学习的逻辑起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把改良中国画作为新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他在《美术革命》这篇文章中更加鲜明地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任务,就是改良中国画,改良中国画就是要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因此,他比康有为更为猛烈地抨击“王画”,指责它们是“临”、“摹”、“仿”、“抚”中国恶画的“总结束”,他提倡的是能够自己发挥、抒写个性、不断创造的新美术。革王画的命,冲破文人画的禁锢,倡导写实精神,是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在美术革命中的体现。
  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20世纪20年代,无论思想认识还是鉴赏研习,既存在怎样认知西洋美术的现实问题,也有怎样追问民族艺术存在价值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关涉到艺术创作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1917年负笈日本的徐悲鸿,又于1919年赴法留学,《中国画改良论》一文发表于他留法的第二年,在中西画法的比较上,在中西美术道路的选择上,他都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味。因此,该文开篇就提出了民族振兴与画学的关系,画学上所谓的颓坏,其实是“守旧”和“学术不独立”的结果,他为画学的振兴开出了“中国画改良”的方案:一方面他看到“西方画乃西方之文明物,中国画乃东方之文明物”,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因此要守住佳者、继承垂绝者,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之物质不能尽术尽艺”的缺憾,必须改之、增之、融之。③中国画改良论无疑是中体西用方案,它和“中西合璧”、“西画化”的文化策略存在较大区别。《中国画改良论》阐述了徐悲鸿倡导写实绘画的思想,即关于“妙”和“肖”的关系。在他看来,未有“妙而不肖者也”,“故妙之肖为尤难”。因此,他“实写”的主张既来自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写实绘画体系,也本源于对中国传统绘画“不能尽术尽艺”的痛陈,而写实主义的思想和技巧,无疑更加强了他对于中国画“实写”的迫切性认识。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和写实主义主张为20世纪人物画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这个世纪人们对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的认识。
  徐悲鸿一意孤行地独执写实主义,不仅受到了引进现代主义画家的批评,而且遭到传统中国画家的围攻。从维护中国画纯粹性的角度而围攻他的,主要是指责他用素描替代笔墨,用写实造型取代了意象写形。徐悲鸿所谓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而师法造化,“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这就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素描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④
  在中国的文人画家看来,艺术和科学的理性精神、实证分析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文人画以极不形似为立论,中国书画乃至中国艺术都以表现主观为旨归。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的知识精英,都深刻认识到科学对于改造国民精神的巨大作用,“科学”于是成为五四运动的一面文化旗帜。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都无一例外强调绘画写实精神的问题,这其实都是这个时代人们对于科学求真的理性精神的一种崇拜。关于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梁启超在为北京美术学校作的《美术与科学》讲演中,阐述得更为明确。他推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认为绘画对自然的复现,是让主观符合客观的求真认知;绘画对自然的深入观察与分析、对自然本质特征的直觉把握,都是科学研究的条件、方法和基础。正是在这些方面,美术与科学具有了同一性。他说:“美术所以产生科学,全以‘真美合一’的观念发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⑤
  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推动向西方画学学习的现实主义,是包括文艺复兴在内的整个欧洲写实绘画传统,它以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为科学手段,以“摹仿”和“再现”为美学思想的内核。从欧洲绘画史的角度,这种写实绘画还称不上是库尔贝、尚弗勒里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或许,在中西文化碰撞之初,在中国人开始认识欧洲再现艺术之初,中国推导写实精神的文化精英,还不能明确分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流派和同样具有写实精神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其他绘画流派在思想主张上的区别。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文化精英对于具有科学写实精神的欧洲绘画文明的追求。
  
  民主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就是实证性地使主观符合客观;所谓“善”,就是对现实存在的人的社会关系即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而“美”,则是表达客观现实及社会价值判断的审美理念。可见,作为科学主义审美体系的现实主义,是首先以承认审美的客观性为前提,并以表现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为主要审美判断的创作方法。而且,法国现实主义本质所谓“民主的艺术”,是在资产阶级革命遭到镇压,“自由、平等、博爱”遭到践踏时,表现出的对社会底层人民的一种人文关怀。现实主义的民主本意,是体现被压迫和被剥削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意愿,是对社会主体——劳动者的讴歌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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