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力度·温度·限度
作者：徐阿兵
红嫂的心理其实是不无矛盾的，她一方面以宽爱和仁善之心来要求自己、来包容古丽，一方面却又自觉地放弃了以同样的标准去评判古丽。红嫂的这种心理矛盾，其实正是叙述者的有意为之：为了体现那种更高的“善”，她不得不“严以待己，宽以待人”。再如，古丽虽然对张玉才暗恋自己颇为受用，但是得知青青暗恋张玉才，古丽几乎毫不犹豫就做出了退让。古丽的这个决定，后来由张玉才直接判定了性质：“像天一样大的善。”小说结尾处，红嫂病入膏肓，古丽建议红嫂拿出抚恤金治病，红嫂却提出这钱应该先给达吾提治病。其实，不管这钱怎么用，最终都意味着牺牲自己让他人受益，最终指向都只能是“善”；因此，此处看似冲突甚剧，其实并不冲突。这种向“善”的品质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连达吾提都知道隐瞒自己的眼疾，不让别人为自己担忧。这当然是一种为人免忧的美德，但从小就学会“伪装”，仍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作品中的“善”与其说是与生俱来地根植于人物身上的，不如说是先入为主地灌注在叙述者笔底的。作品中包含着的多处矛盾和冲突，显示出鲁敏作为一个好小说家的细腻和周备；但是，当这些矛盾和冲突被“向善”的预设目标所克服和消泯之后，原本可能存在的张力也就逐渐裉去，文本的风格也终于归向平和。
《纸醉》描写弟兄俩与一个纯真少女之间的故事，平静中有波折，但却不是跌宕起伏的那一种，而是务求温柔含蓄。即便真正的“冲突”出现，表面上仍旧是水波不兴。此处不谈二男一女之间的误会与曲折，专谈一个小问题。小元假期回乡，着手为开音的剪纸打造品牌效应，首先就是将其价格提升至别人的三倍。开音口不能言，她父亲却本能地担心乡亲们会指责他财迷心窍。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张力的意义空间，其中不仅包含着一般的道德良心问题，更可由此反映出商业意识对乡村伦理的冲击，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纯真的人际关系与无情的商业进程……之间的种种矛盾。但是东坝人不仅没有指责任何人，反而对开音父亲百般宽慰；他们几乎不费任何周折，就对新规矩表示出欣然遵从。其转变之快（实际上，小说根本就没有涉及转变的过程）让人生疑。在我看来，东坝（包括其他乡村）的转变过程毋宁是十分漫长的——这也是多数同类作品力图揭示的一个“真相”。以鲁敏的细腻和敏锐，她没有理由忽略这个过程；但是，如果毫不例外地加入到揭示真相的队伍中去，似乎也就落入了“窠臼”。于是，她做出了“省略”这一过程的选择：为了让叙事坚定不移地指向那个最终的、最高的“善”，鲁敏赋予每个人物以千篇一律的宽容与和善，以此来消解一切可能存在的冲突。冲突既已免去，一切重归平而无力。小说叙事避开了那些旁逸斜出的“弯道”，在“正常”的航道中顺利前行，最终到达一个风平浪静的既定港湾。
以上作品共同体现出我所说的“常态生活”的特征：无冲突。这种无冲突的审美理想以平和冲淡为归趋，与中国古典文学含蓄雅正、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遥相契合。在许多作家极力变得“现代”和“后现代”之时，鲁敏却表现出对于“传统”的亲近与回归，这正是鲁敏的独特性所在。那么，是不是只要一将笔触伸入东坝，人性之恶就会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呢？《风月剪》给了我们一个否定的答案。这仍然是关于东坝的故事，但它不仅写了善，也写了恶，更写出了善恶交缠的复杂情形。鲁敏以不无感伤的笔墨写出了东坝的流言之恶，以及这流言对于人们生活的意义和影响：人们生活在流言的祸害之中，同时又以竞相传播流言来打发贫乏单调的生活；美貌而孤寂的英姿被迫无奈离开了东坝，宋师傅也只能以自我戕害为结局……人性之恶通过流言酿就的悲剧，在温柔恬美的东坝叙事曲中传出了一声裂帛之音。鲁敏曾经自述，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以后，她发现“人性风景中，既有浑浊下沉，则必有明亮与宽容，何不眷顾于后者？……所谓恶与善，几可比之于狂风与太阳，如果真想有所图谋，真不若选择一轮暖暖之日。”然而《风月剪》告诉我们，在对于“明亮与宽容”表示倾心眷顾的同时，鲁敏仍然未能对“浑浊下沉”轻易释怀——这恰恰说明，人性中的恶与善，原本就是互相交杂、难舍难分的。艺术作品如果坚持以取一舍一的方式去表现人性，终将导致艺术效果的相对单薄，而与更为复杂的生活实际失之交臂。出于“有所图谋”的意图，鲁敏选择了“善”作为“东坝”系列的叙事目标，这本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在通往目标的过程中，相对急切和单一的审美理想，掩盖和削弱了作品应有的力度。
温度：逆境与希望
迟子建比鲁敏出发得更早，发现生活的“秘密”也就更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带着《北极村童话》走上文坛时，她就已慷慨地与读者分享了她的发现：“假如没有纯真，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在迟子建看来，童年时代最大程度地葆有了人性的纯真之美，因而她总是尽其所能地为这一纯真提供存在的空间和可能。于是，我们在迟子建的作品里看到了小明（《日落碗窑》）、宝坠（《雾月牛栏》）、天灶（《清水洗尘》）、小磨盘（《疯人院的小磨盘》）等一系列的孩童形象。孩童时代是无知无畏的时代，也是充满梦想和愿望的时代。迟子建一方面是设身处地地去捕捉他们心底的意愿，围绕他们的愿望来展开叙述：小明的愿望是训练自己的狗学会顶碗耍杂技，宝坠的愿望是心无旁骛地照顾他的牛群，天灶的愿望是用清水洗澡，小磨盘则以随心所欲地吃和玩为乐。她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爱心与细心，在当代作家中几乎是绝无二例的。另一方面，小说的叙述过程，往往也就是以孩童们的眼光来感受生活的过程，这种由儿童视角所折射出来的、对于生活世界本真状态的真切描绘，显然也是那些居高临下地看取生活的作家所不能做到的。而迟子建做到了，她似乎不用低身俯就，就轻而易举地融入了那个生活世界。这一切，使得迟子建的作品总是带有一种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温度。
迟子建作品中的这一类人物形象都是“不肯长大”的孩子们。因为没有“长大”，他们往往稚气可掬，同时还不免有些执拗；也因为没有长大，他们还不懂得矫揉造作和虚与委蛇。是的，如果长大意味即将失去人类宝贵的童真之心、失去人性的自然之美，那么，“不肯长大”不就恰恰是对于童真和自然的一种守护吗？我们还记得那个小磨盘，由于他的生父有家族精神病史，加之他又在疯人院长大，母亲一直担心他会有什么不正常。然而母亲的担心是多余的：除了不长个儿，他的一切都很正常；除了学校，他可以与各色人等甚至包括精神病人、花草鸟木相处自如。在母亲和她的同事们的呵护下，不大正常的环境中却养育出了正常、健康的小磨盘，这不仅说明了亲情在成长中的不可或缺，更显示出人性本身朝向自然发展的强劲惯性。这种惯性力量的强大，在《花瓣饭》中或许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三个孩子等待父母回家共进晚餐，“臭老九”父亲其时已由校长而成为装卸工，母亲则已沦为“苏修特务”。在有些漫长的等待中，孩子们间或用到那些他们完全不懂的特殊的名词术语，但是父母同时回到家中时，一切都化于无形。逆境中犹自正常的人性与亲情，如同黑暗中的烛光，显得弥足珍贵和温暖人心。面对那个风雨如磐的“文革”年代，迟子建硬是很有眼光和耐心地开辟出了一片小天地，捕捉到了一个温馨的空间：雨过天晴的黄昏，全家团聚，新鲜的花朵，喷香的花瓣饭。父母亲身处逆境之时的互相关怀和体谅，父母对于孩子们的宽容与温爱，尤其让人感动。至于这一顿饭以后的明天将会怎样，显然不是作品应该解决的问题。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并不试图“解决”任何问题，她只想在动荡年代里找寻一个安宁的片刻，一个足以使所有风雨都不足以让人畏惧的温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