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力度·温度·限度
作者：徐阿兵
所幸，这只是当下文学景观的一角。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另一种叙事模式仍然在顽强而坚韧地延续下去：它并不试图撕破生活的某些假象，毋宁是要守护生活的某些真相；它不是以峻切、尖锐、犀利见长，而是以温润、柔和、圆融为追求；它有意远离了那种狂躁暴烈的宣泄方式，却对潜移默化的审美效果心存向往。这里暂且称之为“温情叙事”模式。它的力量或许如旷野上的呼喊一般微弱，但正是这一声呼喊，成为我们对它格外珍视的有力理由。在迟子建、鲁敏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尤其能够体会到那种力量的绵长、持久与深入人心。出于一种艺术信仰或良知，她们在创作中致力于发现和挽留那些渐行渐远的温情与诗意，最终汇聚成笔下的一束希望之光，在照亮读者的视野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己前行的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是：这种“温情叙事”在散发其光亮的同时，是否会同时投射下某些阴影？或者说，作为一种模式的“温情叙事”，是否会带来某些待解的问题？在我看来，“温情叙事”一旦模式化，必然会在文本的各个层面留下相应的痕迹，具体表现在审美力度、情感温度和叙事限度等方面。
力度：冲突与平和
鲁敏是近年来十分值得注意的作家。这不仅因为她的许多作品被各类刊物争相转载，也不仅因为她在2007年获得了《人民文学》奖，更重要的是，在晚近的创作中，她对常态生活中的“向善”品格进行了集中而又深入的探求。这个常态生活得以展开的空间，就是“东坝”。那里总是有略带严肃而又不失和蔼的伊老师，有终年劳作却生活得寡淡无味的村民们，或者还有一方清可鉴人的水塘，还有新近兴起的一片片大棚，还有空中隐约飘荡着的各种挥之不去的特殊气味……东坝的形象或许来源于鲁敏记忆中的故乡，或许是早已深植于其想像深处的一个乡村，但是直到2006年，东坝这一名称方才与读者会面。因此，如果要追问鲁敏是如何找到东坝的，就无法回避鲁敏早先的那些作品。评论家们注意到，鲁敏曾对“人性的‘暗疾’”之类的重要主题做出过“顽强探索”，具体说来就是，“前辈给后代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命运和氛围暗示中的焦虑，现世生存给身心带来的困顿及压迫，在鲁敏的小说中有着开阔的观察视野和明敏的艺术感应。”这些论述不仅指向《未卜》、《暗疾》、《白围脖》等作品，甚至还包括较晚的《墙上的父亲》和《取景器》，它们共同记录下了鲁敏忙碌的身影，她在左冲右突着尝试进入生活，尝试着以自己的方式探查其中的秘密。在她看来，“进入写作，就像中世纪的魔法开始显现，一件迷人的隐身衣从天而降……我获得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和极为放肆的全能视角。我用小说的方式给生活扒开了一道裂缝，从中观察并分解我所感兴趣的人群……我无所顾忌（因为没有人能看见我）地深入到他们低垂的帐幔之后，走进他们身后的影子——像踩住一条尾巴似的踩住了一个人的全部秘密……”迄今为止，鲁敏揭示“秘密”的写作姿态一如既往，但在“东坝”出现以后，情形有了很大改观：如果说此前的秘密主要藏纳在人性恶之中，那么现在，那些秘密却是更多地蕴蓄于人性善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东坝”的存在犹如一座情感浮桥，它承载着鲁敏试探性的步子，映现出由对“恶”的探究转移至“善”的开掘的嬗变轨迹。
东坝偏居一隅而又安静祥和，其中总是有着远离喧嚣的、相对滞缓的生活样态。面对此情此景，以往的多数作家所取的笔法，要么是批判其落后守旧和愚昧无知，要么是美化其人际关系和田园风光。然而鲁敏却不落窠臼，她小心地避开了常见的写作路数，而醉心于于开掘乡村生活中独特的情感体验。比如《颠倒的时光》以青年木丹试验大棚种瓜为时间线索展开叙述，叙述者虽然借其他人物之口对木丹“发财致富”的意图作出了肯定，但旋即弃绝了发财致富的“俗”味，转而描写木丹对于气味的敏感。木丹习惯于以气味来感知生活，这种行事方式几乎成为劳作中的一种“雅”趣，也是通往乡村情感秘密的一条通道。为了更好地发现其中的秘密，小说的叙述处处显示出不无克制的温和。这种温和的色调不仅被涂抹于东坝的一草一木上，也流淌在东坝的人际交往中。木丹“幼年失怙，母又早亡，从十三岁起，就是一个人在东坝过活，承着众人的照应，种着父母留下的四亩地。”所以，当他和凤子在大棚里享用了热乎乎的过年澡后，他没有忘记请乡亲们也来一洗；所以，乡亲们前来洗澡时，也就有意提前到达，以便帮助木丹干上一阵子活；所以，当木丹有了第一批收获后，就挨家挨户地亲自送去价值不菲的头道瓜，而对方还总是不肯轻易接受……在这个人们互相亲善的小镇上，不光有“顶热心顶有水平的”伊老师主动为木丹出主意、打算盘、联系经纪人，甚至连前来洽谈买卖的收瓜人，也都是那么与人为善，和和气气。东坝确是一个好地方，但凡你有所付出，必然会有所回报，对人、对物、对庄稼土地皆是如此。弥漫于东坝的空气中的那种温情与和善，如同土地里生长的庄稼一般，让人无可置疑。
在常态的生活里发现不寻常的秘密，无疑需要细密的观察力和想像力；《思无邪》就堪称这方面的优秀之作。叙述者以略带谦卑却又不卑不亢的语调，向读者“您”讲述了又一个“我们东坝”的故事。鲁敏不仅将来宝照顾兰小的细节写得十分饱满，而且将很多场景写得温暖动人。然而悲剧性结局还是到来了。鲁敏深知这一结局的不可避免，所以在结局到来之前，她对于东坝生活中的温情与和善做出了细致的书写，尤其写足了来宝的聪明灵巧和与人为善，他虽然遍身缺憾，却几乎是无师自通地懂得如何做好自己的本分、如何让别人过得舒适。鲁敏成功地揭示出一个震撼人心的现象：一个弱者在与人为善方面却丝毫不弱于他人，这真是一个让人唏嘘不已、无法释怀的话题。
在东坝这个“小而旧”的镇子里，人们的生活空间狭小而单调，如同期待食物一般期盼着新鲜事件的发生，“这食物，让东坝的人们在漫长的日月天光里多了一点稀薄而发自内心的快乐。”（《逝者的恩泽》）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女人古丽带着儿子达吾提前来寻找红嫂，必将引起人们津津有味的围观和猜疑。但叙事者既没有回避那些“看/被看”的场景，也没有掺入丝毫的批判“看客”心理的意图，而是一律示以宽容和体谅的态度。小说中的红嫂，无疑最能代表这种态度：远方来客古丽母子的到来，不仅让她对丈夫的死因有所猜疑，也让她一度对于古丽有过轻微的妒忌心理，但她只是微微地叹了口气就平静下来了；春天到来之后，古丽开始在家里按捺不住，要出去观赏风景并且大大满足购买欲，这些做法显然与红嫂的生活观念和方式相悖，而小说只是轻描淡写地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