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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格拉斯兰先生被指定在开庭期间担任陪审员，所以韦萝妮克或从丈夫，或从德·格朗维尔先生那里了解到这桩杀人案的全部细节，半个月内，这案子把利穆赞和整个法兰西搅得鸡犬不宁。被告的态度证实了城里人根据法院的推测作出的杜撰；不止一次，他把目光投向特权阶层的女士群，她们是前来体味这场真实悲剧的千百种激情的。每当这人用明亮而不可捉摸的眼神环顾台下这群淑女时，她们中间便出现一阵强烈的骚动，因为她们个个担心在检察官和法官们探究的目光下显出是他的同谋。预审的徒劳无益暴露在公众面前，同时透露出被告为使罪行圆满成功所采取的防范措施。作案前几个月，冉－弗朗索瓦搞到一张赴北美的护照，所以说离开法国的计划早已拟定，那女子必定已经结婚，和一位姑娘逃跑恐怕是没有必要的。说不定犯罪的目的就是供这个不知名姓的女子过宽裕的生活。司法人员在行政管理登记簿上没有找到以任何女子名义申请赴该国的任何护照。他们担心女同谋犯在巴黎申请到护照，又去巴黎和周围区县的警察署查阅登记簿，结果一无所获。辩论当中每个细枝末节都显示出一个高超智力的深思熟虑。利穆赞最守妇道的太太们认为，平日里穿上薄底浅口皮鞋到泥里、田里去踩，为的是窥伺老潘格雷的行踪，不过这很难解释得通；而男人们，甚至最不妄自尊大的男人，则兴高采烈地解释说，为了在房子里走动、穿过走廊或不出声地从窗户爬进屋内，这种薄底浅口皮鞋是多么有用。冉－弗朗索瓦和他的情妇（年轻，漂亮，浪漫，人人为她画一幅俏丽的肖像）显然曾打算给护照添上伪造的暨夫人三字。晚上，在每个客厅里，人们中断牌局，狡黠地追查一八二九年三月有哪些女子曾去巴黎旅行，哪些有可能公开或秘密地做过出逃的准备。利摩日正在审理它的菲亚尔代斯案①，并有一位无人认识的芒松夫人为其增色添彩。从来没有哪个外省城市象每晚庭讯以后的利摩日那般好奇心切。人们日思夜想这桩提高被告威望的案子，头头是道地重温、扩展、评论他的答辩，并展开广泛的讨论。一位陪审员问塔士隆为何拿一张去美洲的护照，工人回答说他想在那里开一家瓷器工厂。这样，他既未破坏自己那套辩护办法，又保护了同谋，使大家认为他犯罪是因为需要资金实现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法庭辩论正酣时，韦萝妮克的朋友们忍不住趁有天晚上她身体稍有好转，试图把罪犯的审慎解释给她听。头一天，医生嘱咐韦萝妮克作一次散步。早上她挽着母亲的胳臂绕城来到索维亚妈妈的乡村住宅，并在那里歇息。回家后她支撑着身子等丈夫；格拉斯兰八点钟才从重罪法庭归来，她按照习惯伺候他用完晚餐，自然听到了朋友们的讨论。 　　①菲亚尔代斯（１７６１—１８１７），拿破仑帝国的法官，后被人暗杀，此案件哄动一时，芒松夫人是这桩谋杀案的见证人。 　　“如果可怜的父亲还活着，”她对他们说，“我们可以知道更多的情况，说不定这个人也不至于犯罪。可是我看你们心里全装着一个怪念头。你们说爱情是犯罪的根源，这点我同意；但为什么你们以为那女子已经结婚？难道他不可能爱上一个姑娘，却遭到姑娘父母的拒绝吗？” 　　“一个少女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属于他。”德·格朗维尔先生答道。“塔士隆是个很有耐性的人，他来得及正大光明地挣一份家产，等待一切姑娘可以违背父母之命自由结婚的时刻到来。” 　　“我以前不知道这样的婚姻可以实现；”格拉斯兰太太说，“但在一座毫无秘密可言，邻家的事在众人眼皮底下发生的城市里，怎么会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呢？两人相爱至少要见面吧？你们这些法官有何高见？”她盯着代理检察长的眼睛问道。 　　“我们全相信那个女子属于资产阶级或商人阶级。” 　　“我的想法正相反，”格拉斯兰太太说。“这类女子没有足够高尚的情感。” 　　这个回答把大家的目光集中到韦萝妮克身上，人人等着听她解释这句悖谬反常的话。 　　“我白天躺在床上或夜不能寐时，禁不住要想想这桩神秘的案子，我相信猜到了塔士隆的动机。为什么我说他爱上了一位姑娘呢？已婚女子有些利害关系，甚至有些感情分她的心，阻止她达到完全狂热的地步，引得别人对她如此神魂颠倒。没有孩子的人才怀有把母爱和性爱合二而一的爱情。显然爱上这个人的女子想作他的依傍。在这个陌生女子的情欲中包含着艺术家和诗人赖以创造杰作的天才，这种天才在已婚女子身上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她命中注定创造的是人，而不是物。我们的作品就是孩子！孩子是我们的画，我们的书，我们的雕像。我们不是以艺术家的身分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的吗？所以，我拿自己的脑袋担保，那陌生女子即使不是姑娘，也不会是母亲。检察院的人必须具备女性的细腻，否则在许多情况下将分辨不出事物的千差万别。我要是您的代理检察官，”她对代理检察长说，“我们早就找到女罪人了，如果那陌生女子有罪的话。我和杜泰依长老先生一样，承认那对情人因无钱去美洲生活，打算带上可怜的潘格雷的财宝逃走。盗窃导致了凶杀，这是凶犯从死刑中领悟到的必然逻辑。所以，”她朝代理检察长投去恳求的目光，“您应当高抬贵手，排除预谋的因素，救这个不幸的人一命。这人尽管犯了罪，仍是一位伟人，说不定他会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悔改行为应当在执法思想中起一定作用。如今，除了掉脑袋或如过去建造米兰大教堂之外，难道没有更好的赎罪方式吗？” 　　“太太，您的见解高超卓绝，”代理检察长说，“但即使预谋被排除，塔士隆仍然要判死刑，因为盗窃的情节严重并有据可凭，如在夜里翻墙撬锁等等。” 　　“您认为他将被处死？”她垂下眼帘问道。 　　“我对此深信不疑，检察院必将胜诉。” 　　格拉斯兰太太轻轻哆嗦了一下，弄得衣裙窸窸窣窣地响，她说：“真冷啊！”然后挽起母亲的胳臂，回房睡觉。 　　“今天她好多了，”朋友们说。 　　次日，韦萝妮克奄奄一息。医生见她快要断气十分惊讶，她微笑着对他道：“我不是向您预言这次散步对我毫无益处吗？” 　　自法庭开始辩论以来，塔士隆既不夸夸其谈，也不虚伪做作。医生为了给女病人解闷，试图向她解释为何罪犯采取这种被其辩护人大加利用的态度。医生说，被告辩护律师的才华使被告看不清案子的结果，以为可以保住性命。人们不时发现他脸上流露出对幸福的期望，这幸福比生的幸福还要大。这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其生活经历与他一生的最后行为大相径庭，以致辩护人提出以他的态度作为结论。最后，检察院假设的确凿证据在被告的浪漫史中变得如此无足轻重，辩护律师很有可能保住这颗脑袋。为救主顾一命，他在预谋问题上大作文章，他接受预谋盗窃的假设，但不承认预谋杀人，认为杀人是两场出其不意的搏斗导致的结果。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孰胜孰负似乎难下定论。 　　医生来探视后，代理检察长又来拜访韦萝妮克，他每日上午开庭前都来看看她。 　　“我读了昨日的辩护词，”她对他说，“今天即将开始辩驳，我对被告兴趣极大，希望他能得救；您不能在一生中放弃一次胜利吗？让律师把您打败吧。得了，把这条命送给我吧，说不定有一天您会得到我这条命！……塔士隆的律师发表了精采的辩护词后，人们疑惑不决，那样……” 　　“您的声音很激动，”子爵几乎吃惊地说。 　　“您知道为什么吗？”她答道，“我丈夫适才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巧合，由于我很敏感，这个巧合也许会要我的命：我分娩之日将是您下令砍下这颗脑袋之时。” 　　“我能修改法典吗？”代理检察长说。 　　“算啦！您不懂得爱，”她闭上眼睛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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