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基于修辞学学科交叉性质的观察与思考

作者:谭学纯




  (1)由于学科交叉,修辞学研究成果可能向相关学科学术刊物流动。而且,越是介入相关学科前沿研究的修辞学成果,越是能在较高层次与相关学科研究对话的修辞学成果,流向相关学科学术刊物的可能性越大。
  (2)由于学科交叉,修辞学研究成果与同属语言学学科的语音、词汇、语法、语言理论、语言学史等研究在学术面貌方面有较大区别,这使得目前国内有影响的语言学期刊如《中国语文》、《中国语言学报》、《当代语言学》、《方言》、《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语言研究》、《语文研究》、《语言科学》、《汉语学习》、《古汉语研究》等极少发表修辞学研究成果。上述刊物的选稿用稿机制和盲审专家的学科背景,多为非修辞学科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修辞学研究成果不得不向其他相关学科刊物流动。
  (3)由于学科交叉,修辞学成果需要更多的园地。但事实上,20多年来,国内只有唯一专门化的修辞学刊物《修辞学习》。作为《修辞学习》的读者和作者之一,我对刊物主办单位、主编和编辑人员充满敬意。《修辞学习》不时地刊发高质量论文,刊物改版后尤其明显。但恕我直言:刊物的总体学术面貌,似乎缺少学术看点。如果按目前的刊物格局不变,恐怕难以承受修辞学学科建设之重。《修辞学习》刊发的一些有待提高的文章,可能让人读出作者的无奈和编者的苦涩。刊物发表高质量成果的篇幅远远少于一般成果,而《修辞学习》面对种种现实压力发表的一般成果的学术含量与高质量成果的学术含量差距之大,在同类学术刊物中可能算是突出的。在这样的情形下,部分修辞学研究成果主动选择向其他相关学科刊物流动。
  2.2 修辞学研究人才流向及相关思考
  与修辞学成果流向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人才流向。
  一些早期在修辞界进场的学者,先后离场,他们当中有我尊敬的朋友。他们离场后仍关注修辞学,那是以“华侨”的身份。他们的离场,减少了能拿出高层次成果的学者、包括多产学者为修辞学研究奉献精彩的机会。
  面对这一现象,我们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同一位学者,同样的学术水准、同样的写作能力,他们的非修辞学成果,频频见于语言学主流刊物,而同出他们之手的修辞学成果除在《修辞学习》照面外,极少被语言学主流刊物接纳。这是修辞学出了问题?还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抑或,二者互相影响,形成了负面的循环?
  这种负面循环,正在加剧修辞学界迷茫的逃亡。在有些情况下,“修辞”二字似乎成了学术避讳符号,“修辞”似乎成了修辞界“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甚至成了需要远离的学术“非典”。
  我们注意到,“修辞”正在悄悄地接受“非修辞”的话语包装。研究成果中作为关键词的“修辞”,被相关术语置换,而术语置换的背后,是修辞学科的人才对修辞学无言的告别。
  2.1 和2.2,共同产生了另一个后果——
  2.3 修辞学研究成果统计及其被掩盖的诸多方面
  2.1 之1增加了修辞学成果进入相关学科学术刊物的离散性,同时减少了学术含量较高的修辞学成果进入语言学主流刊物和《修辞学习》的可能性。
  2.1 之2减少了修辞学成果进入语言学主流刊物的可能性,同时增加了学术含量较高的修辞学成果进入其他相关学科学术刊物的可能性。
  2.1 之3从表面上增加了修辞学成果进人《修辞学习》的集中度,同时加大了《修辞学习》与语言学主流刊物所刊研究成果学术含量的对比度。
  2.2 分散了修辞学研究的人才资源,增加了非修辞学成果在语言学主流刊物的显示度,同时减少了修辞学成果在语言学主流刊物的显示度。
  由于语言学主流刊物是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年鉴、lO年综述、20年综述等主要文献来源,2.2所列刊物中,修辞学缺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语言学的学科发展,与修辞学无关。据此产生一个价值判断:语言学其他学科成果丰硕,惟修辞学成果寥寥或摆不上桌面。
  由此导致的更为负面的学科想象,可能拿《中国语文》等与《修辞学习》比较非修辞学科与修辞学科的学术面貌。虽然《中国语文》未必都是一流文章,《修辞学习》未必没有一流作者,但就总体学术面貌而言,二者不是同一个层次。非修辞学界说修辞学论文“小儿科”可能有些夸张。问题是,不一定被归入“小儿科”的修辞学成果,由于学科隔膜,极少在语言学刊物亮相,造成外流成果隐形。而修辞学界又只有《修辞学习》这么一个唯一的话语集散地,拿什么让非修辞学科评价呢?
  修辞学研究现状进入语言学统计的结果与学科事实之间的距离,牵涉到另一个重要但较少被关注的问题——
  
  三、学科评价:价值公正和参考指标
  
  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修辞学学科评价环节增加了情况的复杂性,但复杂性不是不可以排除的。观察到修辞学的学科事实和学科评价的距离,可以调整评价思路。
  学科评价的前提是学术公正,学术公正的前提是价值公正。有相同的价值标准,才有学科评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为此,谭学纯(2007:3—24)提出:
  (1)如果以学术著作为评价对象,是否可以包括这样一些共同的观测点:
  (1a)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原创性如何?
  (1b)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引领学科发展动向的影响力如何?
  (1c)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创新学科体系的可能性如何?激发学术创新的能量如何?
  (1d)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如何?
  (1e)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介于理论与应用之间的解释力如何?
  (1f)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如何?
  (1g)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如何?
  (1h)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在本学科的显示度如何?
  (1i)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在相关学科的显示度如何?
  (1j)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能够在什么样的学术层次与国际同类研究对话?
  (2)如果以学者为评价对象,是否可以包括这样一些共同的观测点:
  (2a)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学术视野是否开阔?是否善于在国际学术大背景下为自身定位?
  (2b)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学术思维是否开放?是否能够兼容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适应多向交叉的学科发展态势?有无能力将来自相关学科的外源性理论改造成本学科理论?
  (2c)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学术眼光是否敏锐?是否敏于发现有原创价值的问题?
  (2d)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理论建构的创新性如何?
  (2e)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具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支持他的理论创新?
  (2f)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是否具有创学派的奠基性成果?
  (2g)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是否具有创学派的持续性成果?
  (2h)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学科凝聚力如何?
  (2i)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所依托的学科平台如何?
  (2j)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所依托的学科平台和他的学术产出是什么样的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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