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以学术为志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作者：乔连全 董立平
愿花时间到实际中去。当然，有实际的困难，如受时间、经费等条件限制，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扭转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为此，我曾多次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博士生们：我的理论研究很得益于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的积累使我在研究教育理论时，心中有个“实际”；在写文章、作报告时，心中有读者、听众，力求使抽象的理论成为简单、明白、可接受、可操作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养成了从教育实践中发现问题，以教育实践检验教育理论的习惯，而不满足于只引用西方的观点和理论问题，论证自己的理论。理论中的“大”、“空”、“洋”的倾向值得注意。“大”就是题目大、口气大，认为别人的研究一无是处，只有自己的理论是“填补空白”的。“空”即空对空，研究的结论纯粹是理论导出来的，空话连篇。“洋”就是喜欢搬洋人的话，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很多青年理论工作者颇有才气，但如果不联系实际，光说空话，这样的才气是难以有生命力的。理论还必须由实践来检验，通过历史分析、比较研究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检验，才能被确认并得到应用，从而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为此，我积极给学生提供联系实际的机会。近年来，在为博士生开设“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课程期间，我每年都要带全班博士生到各地搞实地调研。虽然这算不上实践锻炼，但在科研工作结合实际上有一定效果。
问：众所周知，您坚持了20多年的“周末沙龙”，已成为教育界、学术界的一个佳话。您能具体谈谈吗?
潘：导师的指导不一定全在课堂上或论文指导中进行，更多的是在平时师生交谈中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此，20多年前，我同研究生建立了一种家庭访谈制度，后来被称作“周末学术沙龙”。每逢周六晚上，是我接待研究生的时间，自由参加，没有课堂上的正襟危坐与刻板拘谨，清茶一杯，点心几样，可以畅所欲言，往往无所不谈。从天下事到个人生活，从学术论争到工作方法，既谈学问中的人生，也谈人生中的学问。话题有时事先确定，有时即兴而谈，可以是学术思想上的理性探讨，也可以是生活情感上的轻松交流。大家“各言尔志”，相互切磋琢磨。研究生对此很感兴趣，感到从中颇有得益。并且很多学生的论文选题就是在大家的不经意漫谈中受到启发的。其实，导师也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在沙龙上，除了我和研究生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外，我还借机引入“活水”，让沙龙慢慢变成研究生接触外界的一个窗口。因为经常有些教育界的学者朋友、高校的领导，甚至一些企业家、社会知名人士来看望我，我就把来访的这些客人在沙龙上介绍给研究生们，让他们之间进行一些交流。一些外国学者，如日本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有本章教授、大冢丰教授、天野郁夫教授，加拿大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教授，挪威学者阿里·谢沃教授，德国学者罗兰德·舍恩教授等国际友人来厦大高教所访问时，都曾来到沙龙上与学生们见面。其中，许美德教授和阿里·谢沃教授还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参加沙龙的感受和看法。后来，我的同事们，如刘海峰教授、邬大光教授、谢作栩教授、史秋衡教授、王洪才教授等也纷纷开起了自己的周末沙龙，且各有各的风格，相映成趣，蔚然成风，成为高教所的一种宝贵的传统。
问：不论是硕士生或博士生入学，您的第一次报告，总要提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来鼓励研究生，这对博士生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潘：是的，我总是引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来鼓励大家不迷信权威、敢于创新、敢于超越导师。事实也是这样：第一，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并无多少成熟的理论可学。第二，近年来，不论中国或外国，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理论、专著纷纷问世，分支学科、交叉学科、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就更多。导师读新书的时间有限，所接触到的新知识、新信息不多，而研究生的时间集中，精力旺盛，新知识、新信息比导师丰富。第三，研究生思维敏捷活跃，比导师可能更容易发现问题，提出新见解。 “师不必贤于弟子”，但“闻道有先后”，师之先于生者。首先是在术业专攻上，尝过一些甜头，也尝过一些苦头，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可能在治学方法上能够给研究生包括博士生某些有益的劝告、点拨、引导。其次，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我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管理实践比研究生多，在理论联系实际上，能够提供有益的指导。再次，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也较多，为人处世的经验也较多。我认为“师不必贤于弟子”，但“闻道有先后”，故导师是能起指导作用的。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专业的具体帮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方向上的指引、方法上的点拨以及人格上的影响。例如，当前不少研究生重“洋”轻“土”，崇拜西方成就与西方教育理论，而不重视中国教育的发展与中国教育理论的成就。如果由导师作几次报告，未必能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产生这种思想?可能由于对社会现状批判态度的心理倾向，也可能由于观察社会现象时，对西方用的是“望远镜”，对中国用的是“显微镜”。为使他们对中西教育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只能引导他们深入了解历史和现状，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为此，我在2003年组织博士生讨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有一定影响的“依附理论”，写了一批论文，分别在清华、北大、复旦的几个高教刊物上发表。现在正和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前院长、现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执教的杜祖贻教授合作，研究中国的教育国际化问题，以“借鉴与超越”为主题，设几个子课题，分别由十位博士生承担。近日，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正在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对世界的影响”，我正在积极地争取她前来讲学。
我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实践与理论，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远非完美。中国教育的确有许多问题，非改革不可，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更重要的是要立足国情，即使西方某些先进的东西，也不是照办照抄就能生效的。忧思可以使人发愤，自卑却使人丧志。“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正因为中国教育问题很多，更需要青年一代投身于教育改革事业中。
对于博士生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见解，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一定要求与导师一致，以免压抑他们的创新精神。但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中容易产生的一些偏向，如照搬洋教条、理论脱离中国实际、忽视应用科学理论的可行性、思维逻辑不严密等，就要从方法论上加以指点、引导。即使是某些显然错误的观点，也不要简单地划禁区、扣帽子。凡是错误的观点，总有它的理论错误或逻辑错误的地方。最好从方法论上找出它的错误所在，引导他们自己去重新审查自己的结论，自己去修正自己的结论。有一位博士生在一次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明显有错误的观点，不少听者赞扬他的观点“有新意”，也有的研究生感到不对头。“有新意”的赞扬使他感到满意，感到不对头的又说不出所以然。如果导师只是告诫或谴责他不该持此观点，可能起禁锢作用而难以使之心服。为此我把他的报告稿索来仔细研究，发现这篇报告不论论据或论证都有逻辑错误，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查对了原著，然后向他指出。他承认了逻辑上的错误，并重新审查了他所得的结论。
另外，我也积极向年轻人学习，这也是防止思想落后于时代的有效方法。与年轻人一起探讨问题，总能感觉到新思想、新观念的碰撞和冲击。我很注意发现和把握青年人思想的闪光点，并加以提炼和系统化。如运用可持续发展观研究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就是在与博士生讨论的时候受到启发后，我组织他们写了一组笔谈，在全国最先提出了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观。
问：您不但对学生进行学术指导和思想引导，还对学生的生活，尤其是对家境困难的学生进行资助，并从自己的讲学所得中先后捐出50多万元设立“懋元奖”。请谈一下设立此奖的初衷。
潘：我设立“懋元奖”的目的，首先是为是鼓励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学科研究。同时，也有帮助家庭困难学生的意思。我也是出身经济贫困的家庭，上小学、中学、大学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资助和靠自己的课外兼职读下书来的。所以，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就把自己额外收入的一点钱捐献出来设个奖，来奖励那些品学兼优、家境困难而又自强不息，热爱高等教育研究、有创新精神、有发展潜力的青年学子们。
问：作为一位有着7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最后能谈一下您的感受吗?
潘：如要谈到作为一位老教师的感受，我认为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最大的心愿无非是倾尽所学传授给学生，而学生们能够勤奋治学，学知识，学做人，并学有所成。学生们的成功对为师者而言是莫大的欣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为师者最大的期盼。我一生最为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假如我有第二次生命，我选择的职业还是教师。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