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11期
“台独”刺杀蒋介石内幕
作者：高士振
时间已近凌晨五点。东京正在醒来。
左右为难，无计可施。
李铮铮禁不住有些急躁起来。这位台湾女特工中的佼佼者，素来深得毛人凤的宠信，遇事敢做敢当，讲话更是口无遮拦。此刻，见施丰涛优柔寡断，李铮铮不禁粉腮飞红，起身在地上急转了两圈后，脱口而出：“美人计？”李铮铮取出化妆盒，照了照自己那张美得不能再美的鹅蛋脸，闪出几丝甜甜的微笑。施丰涛却不以为然地皱了皱眉，“惯用的手段在一只经验丰富的狼面前不过是雕虫小技，我们需要新的手段！”
微笑僵在女特工脸上，她心里万分沮丧。惊人的美貌常常助李铮铮一臂之力，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她都能办到。李铮铮只有21岁，一张鹅蛋形的脸犹如日月潭边的睡莲。她身材很高，足足有1.74米，曲线优美，健康丰满。一双眼睛似两汪清泉，秋波闪动，燃烧着青春火焰（有时也布满秋风寒气）。特别是那高耸的乳房，倍增魅力，令人神魂颠倒。一双修长的大腿，再加上船形无沿帽下的一头飘洒自如的秀发，她称得上是一个警界仙子、妖冶十足的美人儿，不知引来多少想入非非的贪婪目光。可是此刻，在郑松焘面前，这一切被组长彻底否定了。她打开手提包，拿出香烟，抽了支叼在嘴上，“噗”地一声打燃火机点燃后道：“不行就算了。”
清晨6时许，第3套方案终于形成。
——在地铁车站下手。李铮铮为第一执行者，施、奇二人在侧协助。
东京地铁成为“地狱之门”
郑松焘暗杀蒋介石的行动失利后，怕遭到“台湾独立统一战线”总裁廖文毅的毒手，未敢前去见他，只在李幕僚的寓所悄悄过了一夜，请李幕僚转告廖文毅那10万美金权当付给他的“辛劳费”，双方“两清了”。并保证此事他定“严守秘密，决不泄露”，便吞下了这杯苦酒，返回东京继续当他的保镖去了。话虽如此说，但郑松焘并未真正放心。他深知台湾警方和特务机构的厉害，也清楚自己的行动最终逃不过毛人凤遍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耳目”。一旦事情败露，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另一方面，他还要防备廖文毅的人，他知道廖文毅在日本很有势力，法力无边。对于一个失利后返回日本的杀手，他是不会长期留下“活口”的。因此，回到日本后，郑松焘时刻都提心吊胆，枪不离手。上下班途中更是像一只生怕误入陷阱的恶狼，警觉而凶狠，哪怕只是秋风落叶声也会使他噤若寒蝉。他手中紧握的“柯尔特”重型手枪似端在弦上的利箭，一触即发。他叮嘱太太，他不在的时候定要将房门紧锁，任何人叫门都不要开。面对太太莫名的惊惧和惶惑，郑松焘无言作答。他暗暗悔恨自己当初不该利欲熏心，办下这桩没头没脑的糊涂事，让妻儿如今担惊受怕！
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这天凌晨四点整，郑松焘卧室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惊醒了睡在他身边的太太。郑松焘抓起电话：“你是谁？”
对方忽然朗声大笑，气冲牛斗，但透出喑哑和冷酷的气息。郑松焘心头一颤：廖文毅！
“是我。你仔细听着，”笑声陡然收住，“想不到我花重金雇的杀手竟是一个废物！你去台湾无果而回，竟连见我一面也不敢？”
“你能否小声些，你听我说……”
郑松焘气极败坏地瞥一眼太太，只见太太面如死灰，眼里全是惊愕——她显然一字不漏地听到了！
“我连老本都险些赔进去，”郑松焘忽然强硬起来，骂道：“你他妈知道不！”
“这我不管。”
“你想怎么样？”
“对我们来说，你仍然是一个好杀手。”
郑松焘再次瞥瞥太太，索性大声回答道：“可我对那件事已没有丝毫信心！”
“总不能让一百万美金就这样从你手指缝中白白溜掉吧？”
“我已决定放弃！”
“放弃？”话筒里传来廖文毅如眼镜蛇般的咝咝吐气声，“只怕你想放弃，台湾方面和我也不会随便‘放弃’吧。”
“听天由命。”
“我随时可以扼住你的喉咙。”
“你敢！”
“在我的履历表上还没有‘不敢’两个字！”
“那你请便吧，我随时恭候！”
“上帝与你同在。阿门！”
“咔嚓”一声，对方挂断了电话。郑松焘气愤地摔下话筒，抽出一支大号哈瓦那雪茄，咬掉封口，点燃吸了一口，吐出一串烟圈，望了望潸然泪下、状如木雕的太太。他紧了紧睡衣带子，拉开厚厚的新加坡鹅绒窗帘，推开玻璃，一股寒风灌了进来。他凝视着雨中的夜空，百感交集。
1961年11月29日，天气阴沉而寒冷。郑松焘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天竟是他活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清晨6时，他起床后和往常一样，在公寓客厅里练了一套南拳，又将那支片刻不离身的“柯尔特”重型手枪退弹出膛，认真检查一番后重新推弹入膛，然后洗澡。太太在厨房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7时30分，他在太太的帮助下西装革履穿戴整齐后，转身吻别太太，再吻心爱的儿子，在他耳边轻轻说：“小捣蛋，等爸爸回来。”
“小心。”太太轻轻提示。
“会的。”
母子两人眼含隐忧地望着郑松焘步出家门，走向索马叮地铁站。在检票口，郑松焘出示月票后进入地下站台。站台上，乘客很多，但并没有造成拥挤。郑松焘习惯性地环视周围，没有任何可疑情况，便在距轨道四五公尺处站定。目光仍对左右行人保持着高度警惕。一个人从侧面走过来，边走边吃一只香蕉，经过郑松焘身边时，“漫不经心”地把香蕉皮扔在地上。此人没有驻步，大摇大摆地朝前走过去了——他曾引起郑松焘的某种警觉，但很快郑又吐出了一口气。
这时，传来火车的鸣叫声。两分钟一趟的东京地铁班车风驰电掣般驶过来了。郑松焘刚要向轨道边的“红色警戒线”迈步，忽然，身旁出现了一个乡下人模样打扮的年轻姑娘。她拿着一张纸片，用手指着上面的日文，朝郑松焘鞠躬后微笑道：“先生，请多关照！”“乡下姑娘”那口流利的日语蒙住了刑警出身、时刻提防着的郑松焘，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名追杀自己的台湾女特工。他朝纸片上瞥了一眼，也用日语说：“小姐，您是问路吗？”不远处的施丰涛暗喜：他的两名助手成功了！
其时，站台上的红灯开始闪烁，列车即将进站。在“隆隆”的响声中，李铮铮大声问道：“先生，去高田马扬该坐到哪里下车啊？”
郑松焘刚要回答，不远处的施丰涛忽然用日语大声叫道：“阿川，你在哪里？”李铮铮连忙回头，“不料”脚正踩在香蕉皮上，滑了一下，身子往前打了个趔趄，双手冲郑松焘一推！这个动作在旁人看来很是轻松，哪知李铮铮是受过特殊训练的，又使足了力道。说时迟，那时快，她闪电般出手，郑松焘猝不及防，一下子就被推进了火车轨道。一条“巨龙”喷射着黄色光束，巨大的蓝色车头从急转弯处“轰轰”而来。车头一声巨吼，眨眼间几乎擦着人们的身体疾驰而过，发出金属碰撞时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响声，无情地推着郑松焘的残骸向前冲去！站台上顿时一片混乱，男男女女又叫又嚷，惊慌失措。气浪卷起的煤渣、碎石、杂物及车轮和铁轨摩擦时溅起的火花洒在许多人的脚面、胳膊上。
“快走！”施丰涛一拽李铮铮，3名特工乘乱溜走。
走到生命尽头的蒋介石
郑松焘之死，不啻在东京刮起了一股风暴。死者惨状之甚，令日本警方大骇。“警视厅”长官严令对该案进行严密调查，但结果一无所获。不过，“台湾独立统一战线”总裁廖文毅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吓得魂飞魄散，唯恐自己成为台湾特工的下一个暗杀目标。不久，他就住进了“帝国陆军总医院”。
此后，廖文毅一蹶不振，“台独”调子越唱越低。美国人见他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便开始冷落他。这样，廖文毅对搞“台独”愈加不起劲。蒋介石闻悉，派人给廖文毅捎话：只要放弃“台独”，欢迎他返回台湾，为“政府”做点事。
1965年3月，廖文毅在东京宣布“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解散，他本人放弃“台独”主张，随后便返回台湾。廖文毅返台后，先后被蒋介石委任为“曾文水库筹建委员会”主任、“台中港筹建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71年10月，26届联大通过驱蒋案。1972年2月，蒋介石最主要的“外交”盟友——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股“冲击波”使整个台湾处在动荡与不安之中，蒋氏父子更是心急如焚。同年9月，蒋介石的另一“外交”盟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紧步尼克松后尘，踏上了中国大陆进行友好访问。在此前后，许多国家相继与台湾当局绝“交”。
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 ，年届85岁高龄的蒋介石终于倒下了。
1972年3月，蒋介石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术。
1972年8月6日，蒋介石乘坐的专车与某将军的小车在阳明山的岔路口相撞，蒋受伤后再次进“荣民”疗养，直到第二年的12月22日，才返回士林官邸。
蒋在住院期间的情况是高度保密的，外界很少知道。他本应辞职，由“副总统”代理，可他一直没有这样做，以便为长子接班做更充分的准备。直至1973年，报纸上才登出蒋介石在其第4个孙子蒋孝勇结婚时与他拍的合影，算是他病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向公众表明他的健康状况，说明他并未暗中引退。
10月10日“国庆”日，蒋照例又发表文告，仍然表明其反共的坚决态度。他说：“纵使我们的权利蒙上一层悲恸的面纱，我们的气氛暂时受到“安抚逆流”政策的毒化，我们也不会气馁、不会迷失方向与道路。”
他仍在强撑着，编织他的“反共复国”神话，鼓励台湾军民去“奋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倔强之态，真可谓跃然纸上。
1975年5月，蒋的病情日趋恶化，高烧不退。蒋经国见父亲病情毫无起色，深感不安，夜难成眠。1975年春节前后，蒋介石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想为打通国共和谈的渠道做最后的尝试，即通过已经从美国返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经“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发来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和谈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还特别呼吁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1975年4月5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家家户户都在祭扫祖坟。显然，这一天对病人来说是最不吉利的日子。
当天下午，蒋介石感到腹部不舒服，尿量减少。医疗小组认为蒋心脏功能不佳，可能腹内积尿，便给他服用少量利尿剂，使积尿很快排出。下午4时许，蒋小睡片刻。晚8时15分，病情进一步恶化，脉搏突然转慢。医生当即实行“心脏按摩术”和“人工呼吸”，并打针急救。约一两分钟后，心脏和呼吸恢复到正常状态，过了四五分钟，心脏又停止了跳动。再用以上几种急救方法，效果已不明显，心跳时有时无，呼吸亦未能恢复，血压也已测不出来了。夜11时50分，蒋瞳孔放大，人已死去，但急救仍在进行。先注射数次“心脏刺激剂”，后又将电极刺入心肌，却已毫无作用了。
台湾当局党、政、军要员在接到蒋的病危通知后，于当夜赶到士林官邸，并在此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由蒋夫人宋美龄签，继而由“副总统”严家淦签。当“行政院长”蒋经国在其父遗嘱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其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览诸人都颤抖着提起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这位主宰中国命运达50年之久的“军事政治家”在台北死去，享年89岁。1986年，廖文毅病卒于台北，终年76岁。
其间，大陆对蒋家以礼相待，整修蒋家故里的祖宗坟墓，肯定了“蒋氏父子”在历史上的某些贡献，特别肯定了他们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这一正确立场。
1988年，蒋经国也撒手人寰。
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被掩埋在台岛的历史风云中……
蒋的黄色皮包里的遗物是：中国大地图、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台湾军队的军队部署图及调整记录，还有党证和身份证。
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与宋美龄商量墓地问题，母子俩决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处的“慈湖”，“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遂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