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11期
“台独”刺杀蒋介石内幕
作者：高士振
来自东京的“台独”杀手
1961年深秋的一天，夜间22点10分。日本东京。夜雨纷纷，寒风凛冽。
一辆紫红色“日昌牌”跑车沿着静冈高速公路，自南向北，穿沼泽，过横滨，箭一般射向东京。
尾灯漾出的水淋淋“流光”与万千闪烁的霓虹灯仿佛一片炫目的海洋。跑车拐入一条小街，车灯熄灭，从里面钻出一个穿胶质雨衣的中年人。此人瘦高个子，精明凶悍，雨帽遮住了大半张脸，但没有遮住他鹰隼般闪亮的眼睛。他大步来到一幢古朴精美的日式屋宇前，大门左上端嵌着铜牌，上面用中、日两种文字镂印着“台北郑宅”字样。掏出钥匙，打开大门，他返身将跑车直接开进地下车库。
客厅里。中年人在沙发上摊开四肢。俄顷，他倒了一杯杜松子酒，按动电话记录键。小小的记录带沙沙转动了好一会儿，忽然，一个喑哑冰冷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您好难找哟，难怪郑先生在黑道上声名远播！郑先生，有桩大买卖，想请您做。电话里不便说，另约个时间面晤……”
“李先生！”中年人眼睛半睁半闭，盯着天花板，一个阴鸷怪谲的面孔浮现在他脑海中。
“中华寮”是座落在日本横滨市附近相模滩上的一幢日式花园建筑。寮，指小屋，而“中华寮”占地面积却达1009.92平方米，是一幢大型的私人住宅。住宅四周悬崖峭壁，危石耸立，红墙、琉璃瓦常年掩映在苍松翠柏中，更为小宅增添了一层神秘的氤氲。小宅的主人叫廖文毅。廖文毅是盘踞在日本横滨的“台湾独立统一战线”的总裁，是鼓吹“台湾独立”的鼻祖。
他1910年出生在台湾云林县，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三十年代初期，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的廖文毅即去美国留学，后于1935年回国，先后任“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兼主任、“中国军政总兵工署”上校技师等职。1940年，廖文毅于抗战期间弃官返回台湾经营企业，一跃而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工商界巨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廖文毅又投身国民党政界。1947年，他主持成立了“自治法研究会”，从此开始鼓吹“台湾独立”。国民党溃败大陆以后，廖文毅逃往台湾，立刻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被圈进通缉名单。于是，他仓皇出逃，之后一直隐居日本横滨“中华寮”。
在廖文毅的身边，豢养了一批失意政客、落魄文人和一心想搞“台独”的狂妄分子充当其高级幕僚。有幕僚向廖文毅献计道：“‘中华民国’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盘踞台岛，主要原因是蒋介石还在。倘若蒋介石伸腿咽气，‘中华民国’自然也就不保。我们为什么不设法助他‘一臂之力’，送他上西天呢？”这一毒计廖文毅又何曾没有想到过？但每每想到毛人凤和他手下的特工就不寒而栗！然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台岛尽管戒备森严，但蒋介石身边也并非无缝可钻……
通过几天的紧张密谋，一条暗杀蒋介石的毒计随之出笼。该计划可谓“精细严密”，众幕僚惊诧之余，开始四处出击，秘密寻觅合适的杀手……
“天云神社”建在东京西南的绿荫丛中，浦和山下。这天天气放晴，夕阳沐浴着天云神社。来自日本四岛的善男信女和外国游客特别多。谁也不会想到，此刻，就在与大殿一墙之隔的北侧暗室里，一场秘密会晤和交易正在紧张进行。
廖文毅点燃一支炸药棒似的黑雪茄，吸了一口，目光掠过郑松焘木雕般的脸。稍停片刻，沙哑的声音继续说道：“台湾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很难在那里展开‘超级暗杀’，也不易从那里远走高飞。因此，面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人物，我们决定雇用特殊的杀手在那里刮起恐怖飓风——而这个杀手只能是您。”
“我要是不干呢？”
“会干的。”
“我准备了一万两黄金，它也许会促使郑先生下最后的决心，与我们敲定这桩大买卖。”
郑松焘不再说话，脸上好几处伤疤在抖动。
郑松焘，三十八九岁年纪，瘦高个子，精明凶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毕业于日本人办的“台湾警察学校”，学的是刑侦专业。1940年至1945年，在“台北市警察局”当刑警。台湾光复后，郑松焘被“国民党台北市警察局”留用，后因涉嫌参与一起政治事件而被开除，次年即赴日本。从警十余年，郑松焘练就了超人的本领，也具备了过人的胆识、智慧和毅力。加上自幼拜南拳名师习武练成的一身格击本事，三五大汉难以近身。他到日本后，很快得到信任和赏识，就一直为日本商界的达官贵人当保镖。
廖文毅并不急于得到答复。他又摸出一支粗雪茄，咬掉封口，慢悠悠地点燃。眼里射出束束凶光盯着郑松焘。
“好吧！”郑松焘的声音冷酷而无情，“我只对报酬感兴趣。”
“我说过，我已为先生准备了一万两黄金，你有能力拿到这笔钱吗？”
“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郑松焘眼光幽绿，一字一顿地说道：“只要给我100万美金，就能买到蒋介石的头！”
廖文毅暗吃一惊：“你有绝对把握？”
“我有一个警界福星。”
“谁？”
“这与你无关。”
沉思片刻后，廖文毅眼睛倏地一亮。他端起酒杯同郑松焘碰杯，干脆利落地说：“好吧，成交！”
“100万，你答应了？”
“日币！”
“美金！”
“郑先生，不要狮子大开口！”
“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要钱不要命！”
“但100万美金毕竟多了点。”
“蒋介石的头岂止值这个价？更何况你们‘建国’大业没有100万垫底如何能成功？”
廖文毅狠狠地吸了口雪茄，吐出粗气，用眼睛瞟了瞟一直跪坐在旁边的李达林。经过李达林的出面斡旋，这位财大气粗的“台湾独立统一战线”总裁终于同意了郑松焘的要求。
1961年10月26日，郑松焘到达“台北桃园国际机场”。验过护照，通过海关，取回自己的旅行箱，步出机场。
郑松焘从“桃园国际机场”搭乘一辆红色计程车前往台北市。25分钟后，计程车从中山北路驶过基隆河，进入市区。他让司机沿新生南路驶向观音山，确信无人跟踪后，又让司机拐过新店溪奔向“青年公园”。
“青年公园”在水源路以北，“历史博物馆”以南，是台北市内有名的风景名胜。过去郑松焘与太太谈恋爱时，这里是他们经常涉足之所。此刻，郑松焘绝无半点浪漫情怀去寻觅昔日芳踪，而是在寻找一个稳妥的安身之处。
计程车停在“青年公园”西侧。郑松焘付给司机一张美钞，提出旅行箱，目送着计程车飞驰而去，转身消失在浓郁的林荫道中……
郑松焘下榻在公园附近的“白龙大酒店”。
这是郑松焘计划中的第一步。“白龙大酒店”地处闹市中的僻静一隅，多为政府小职员和外地客商光顾。更重要的一点是酒店如同公园，园内假山林立，管理相对松弛。到处是流水断岩，瀑布洞穴，既便于隐身，又便于行动。办妥入住手续后，郑松焘立即抓起电话，给“国家保密局”局长的随行副官岳安和打电话，邀其来宾馆一晤。
此人便是他视为此次行动的那个“警界福星”。
郑松焘与岳安和是小学、初中一直到警察学校的同班同学，又是近邻，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当年台湾当局根据举报线索，将郑松焘列入逮捕名单后，幸亏岳安和仗义作伪证，才在上司面前保下了郑，使郑免于牢狱之苦，而只是被开除了事。郑松焘赴日本后，因经济条件优于岳安和，所以经常寄钱寄物给岳安和，十几年没有间断过。
眼下，郑松焘急切地在等待着见到老友岳安和。他相信，他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
刺探内部的“绝密情报”
岳安和进“国家保密局”之前，是“台北市警察局”第12分所的外勤警官。他精明干练，在一次追捕抢劫“中央银行”运钞车的劫匪时，和负责侦破此案的“国际刑警组织台湾中心局”的本哲雄警长相识。之后不久，正值“国家保密局”扩编。岳安和由本哲雄警长推荐，进了“国家保密局”。被派到瑞士、瑞典、意大利等国执行海外特别任务，替“保密局”立下了汗马功劳。
几年后他回到台湾。“保密局”首脑毛人凤赏识岳安和的才干，视其为心腹，不久提升他为自己的随行副官，负责机密情报的送发工作。
这时，岳安和放下电话。郑松焘的突然归来，给他带来一份意外的惊喜！对于这样一位多年浪迹海外的老友，他安敢怠慢？岳安和匆匆向机要秘书交待了几句，快步离开办公室，钻进局里配备给他的那辆老式“雪驹”牌轿车，驶向新店溪。
岳安和34岁，中等个，黑脸膛，结实的身材，粗壮的四肢，是一个不讨女人喜欢的男人。但他偏偏喜欢女人。
他的月薪只有八百台币，加上津贴，有时达到1500台币或更多一点。根据他的收入，完全可以娶一房太太，但他偏偏爱把钞票掷进婊子的钱袋中。尽管岳安和身上有许多恶习，但他却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对朋友忠诚。
很快，岳安和来到青年公园路288甲1号，走进幽静别致的三星级宾馆——“白龙大酒店”。老朋友相见，立刻抱成一团，旋转一圈。
“你这家伙！”
“你这黑仔！”
四目相望，迸出火花。你一拳，他一掌，两个人还像在警校时一样，双双翻滚在厚厚的席梦思床上，笑声直冲天花板。
“松焘，为什么到这里来？”
郑松焘不语，眼睛注视着昔日老友。
“怎么不讲话，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你知道，如今我的日子……并不好过，我已辞了日本人的保镖职业，改行做了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可动刀动枪的出身，仅粗通文字，如何取得老板器重？再这样拖下去，把我的夫人和儿子盘出去，也抵不上东京猛涨的物价。”郑松焘两眼望天，沮丧地说，“在日本，每夜都能梦见立雾溪大峡谷……”
岳安和心里“咯噔”一沉，原来是这样！
他一直认为郑松焘在日本混得比自己不知强过多少倍。此时真相大白，岳安和心情十分不安。他是那种宁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血性汉子，最见不得朋友受到煎熬！
“那怎么办？”
“办法倒有……”
“有什么办法？”
“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报社老板安排我专门负责一个以介绍‘台湾政要人物日常生活情况’为主要内容的栏目，”郑松焘见岳安和已上钩，仍装作有些为难的样子，将早已编好的谎言和盘托出，“这次到台湾来，主要是探访亲友，顺便想收集一些与栏目相关的资料……唉，难呀！”
岳安和不知是计，沉吟一下，低声说：“这有何难？我帮你。”
“真的？”郑松焘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杀手，也是一个演技不差的演员。他想起那离自己越来越近的100万美元，忽然泪光闪烁，激动地说：“我就知道你会帮我！否则，我的家和一切就保不住，就要破产……”
郑松焘转“忧”为喜，谢了又谢，当场约定从次日起每天谈两小时。
翌日，岳安和如约来到宾馆。郑松焘穿一件粗呢睡袍，精神焕发，好像台湾的艳丽阳光和老朋友的帮忙使他一夜间卸去心头千斤重负。他为岳安和和自己各倒了一杯杜松子酒，然后坐下，说：“安和弟，这样吧，先谈蒋介石，他是‘总统’，既然向日本各界介绍台湾的政要人物，此公定为首选。”
“言之有理！”
岳安和呷一口酒，点燃郑松焘从日本带来的高级香烟，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
郑松焘拿出一张台北地图，摊在茶几上：“请安和弟先谈一下‘蒋总统’在台北市内外的官邸、别墅，公开的、秘密的，只要老弟知道的，都说一说。”
岳安和笑道：“其实无所谓公开、秘密，蒋总统的官邸，圈内人士都知道的。”说着，他指着地图一一讲起来。他说一处，郑松焘用红铅笔在地图上标一处。
接着，郑松焘又请岳安和谈蒋介石每处官邸的地形和警卫情况。作为毛人凤的随行副官，岳安和自然常随这位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出入蒋介石官邸，对各处的地形以及内部的防卫情况也了如指掌。但这个问题的提出，让岳安和好生为难。按“国安局”特工处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场合泄露有可能对首脑人物安全构成威胁的机密，违者严惩不贷！这算不算“机密”呢？当然算！
当局“保密防谍”的口号，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已普及到台岛的每一个角落。
对岳安和来说，“亲信”与朋友之间，有如鱼与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
现在，他应该怎样做？
“怎么，安和弟有什么为难之处吗？”郑松焘故作轻松地问。
“唔……没有。”岳安和回答。
“那为何面有难色？”
“我倒是知道一些，让我想想看。”他丢掉烟蒂，站起身踱了几步，心里在紧张思索着。凭直觉，他可以肯定郑松焘决不会是共产党派来的“匪谍”。那么，对这样一位过去的同行和老朋友就不应该保密。更何况，在他事业上遇到困难之际不帮他一把，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朋友——只谈谈地形和警卫情况，相信蒋总统是不会有危险的。
这样一想，岳安和开始详细介绍起来。
郑松焘禁不住喜形于色，但他竭力控制住自己，不让这种情绪流露在冷酷的面孔上。他像一个真正的记者那样，又是记，又是画，眼里闪着不易觉察的狡黠的光。
“采访”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结束后，两人下到楼底餐厅用餐。第二天，岳安和因事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