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王富仁
宋代，文学的主要形态由诗向词转换。尽管文化更普及，社会经济更发展，知识分子更多了，但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却开始萎靡了。我们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感觉到的是一种对自我身世的哀怨，一种卿卿我我的悲哀，而没有了汉唐时期那种吞吐宇宙、挥斥八极的生命活力、生命力量。这证明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在经历了汉唐的宏大气魄之后衰弱下去了。南渡以后，我们失掉了半壁江山，这么多的知识分子，这么丰富的文化，这么多的人口，偏安于江南。当然这也带来了江南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衰弱了，没有活力了，在强权面前挺不起腰板来了。
宋代以后，半壁江山也保不住了。蒙古人占领了整个的中华民族，占领了全国。当然，蒙古族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可是当时毕竟是少数民族，是异族。我们是失败在异族手下的，是被别人征服了。外族侵略，祸从南来，我们就逃向北，祸从北来，我们就逃往南。这就是鲁迅说的中华民族。中国的百姓在重大灾难面前，不敢迎上去，不敢抗争它，不敢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是逃避苦难，逃避强权，希望躲在一个狭小的生活的壳里，混沌苟安自己的一生。
到明代，通过农民起义建立起王朝，但专制主义并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鲁迅曾经说：“明代是以剥皮始，以剥皮终。”明代一开始就剥了一个人的皮，到灭亡前也是剥了一个人的皮。这样的一个明王朝后来当然会被满族人征服。我们文学中的那种中华民族的汉唐之气、雄壮之气、阳刚之气，从宋代以后就衰弱下去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中肯定缺少了一些东西。那么缺了什么呢？
儒家文化是很伟大的。儒家文化之所以伟大，是孔子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中首先思考了我们的社会问题，首先创立了我们的文化，创立了我们的教育，使我们的中华文化在以后几千年来的发展中一直没有断线。我们的文化存在着，我们的语言发展着，孔子的伟大，是不可抹杀的。孔子应该说到现在还可以做我们的圣人。尽管孔子很伟大，但当时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社会在列国争战，民不聊生，“君不君，臣不臣”的动乱中安定下来的问题，恢复实现中国社会的秩序化。他创立的儒家文化学说，在中国社会秩序化上确实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忠孝节义”“三纲五常”这几个基本概念结构了中国社会，使每一个人都不敢犯上作乱，国家就维持了原有的统治，中国社会就安定，就没有战争，没有杀戮。但是他解决的只是现实社会统治以及社会安定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社会怎样发展的问题。它满足的是在上者对国家治理的要求，而不是广大的下层社会民众、所谓被治者的生存和幸福愿望。儒家文化思考的不是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在这个社会中怎样生活得独立、生活得自由、生活得幸福。
老子和庄子，也创立了伟大的哲学。老子哲学即使到了现代世界也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哲学。它在西方的唯物论和唯心论之外找到了一个哲学的基点，这就是“道”，从而建立了他整个宇宙观和人生观。但是老庄哲学后来没有得到承续和独立的创造，中国知识分子用“道”来逃避现实世界矛盾，拒绝社会责任，毫无意义地在这个狭小的蜗牛壳里安度一生。这在后世成为了一种人生哲学，一种人生观。我们这个民族，当然，在没有社会之前，每一个人都在分散、安定的生活之中，不用对别人负责，别人也不用对自己负责，是可以“相忘于江湖”的。但是一旦我们构成一个社会，有了治者和被治者之分，就对每个社会人提出了一种社会责任的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假如仅仅为了逃避到社会之外，而放弃对社会、对人类整体的责任，放弃解决社会矛盾的努力，把自己从社会中独立出去，过一种既不会受到政治迫害，又不会受到经济困扰的田园生活，这只是少量知识分子可以做到的事，而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尤其是广大的社会民众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在宣扬“天人合一”，宣扬“彼此和谐”。但这种和谐的宣扬并没有解决我们中国社会的矛盾。相反，在这样的宣扬中，两极分化在发展，社会矛盾在激化，底层老百姓仍然在生死边缘上挣扎。直到现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仍然热衷于闭上眼睛歌功颂德，回避矛盾，实际上是把中华民族往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上推。道家文化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描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缝隙中，维持、延续着自己的生命，从而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些知识分子像陶渊明、王维，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道家文化关注的是个体人脱离整体社会安身立命的问题，而不是整个社会每一个人的生命、生存权利、生命力以及生命力张扬的问题。所以说道家文化当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候，面临着内部矛盾激化或分裂的时候，面临着西方的、外来的强权力量入侵的时候，是束手无策的。
法家文化也是非常伟大的。这个伟大在于它创立了在中国行之有效的政治学说。韩非子提出的“法”“术”“势”，就是解决政治关系的学问。对统治者来说，要搞政治，就要会使用权力。怎样才能够控制群臣，控制自己的臣民？必须通过“法”。帝王掌握了权力，掌握了整个政治架构就能驾驭整个民族、整个社会，使这个社会不至于被反对力量颠覆。所以我们不要轻视韩非子。一直到现在，政治治理问题、政权安定问题，如何上控制下，如何维持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还是一个重要问题。法家文化到现在仍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我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了中国革命，并且成功地巩固了共产党的政权，跟法家文化有很大关系。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法家文化对政治权力的重要性，他让人们知道：搞政治，光讲善心是不行的，是要依靠镇压的，要依靠政治权力压制的，不是那么温文尔雅的。毛泽东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以说法家文化在建立中国文化，特别是建立中国政治文化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解决的仍然是政治制度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一个中国社会的普通人民，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发展的问题，法家文化没有解决。
墨家文化讲“兼爱”，但是墨家文化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在先秦时代，儒墨之争，在当时是最大的争论，孟子说墨子的“兼爱”，是“无父无君”，是禽兽。所以墨家文化在汉代就没有流传了。一直到晚清的时候，孙诒让先生写了《墨子闲诂》，还受到保守派的攻击。墨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
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但是我们这些传统文化中一直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缺少对“人”的重视，缺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缺少对个体生命力的张扬。我们人活着，怎么活法？是委曲求全地活着，还是在追求、在创造，使自己的生命力充满了对自我的尊重，对人的尊重，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生命的力量，用自己的生命的力量来开拓自己的生存的空间、发展的空间？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的所有的文化都没有解决过！都没有想过！都没有思考过！
儒家文化要我们必须服从权力，服从在上者。所以女人一定要顺从男人，儿子要顺从父亲，臣子要服从君主，学生服从老师，年轻人服从老人。那么“我”呢？“我”的幸福和利益呢？“我”的幸福靠在上者来保护，我的利益要靠皇帝来保护。一个人的幸福不依靠自己去谋求，生存权利不依靠自己去争取，生存空间不依靠自己去开拓，全靠别人来保护。那他的生命意义，他的人格独立性在哪里？儒家文化让人们把生命交给在上者来保护，这只是一个虚幻的梦想。道家文化宣扬放弃一切追求，没有追求，在人的社会中可能吗？当然，著名的知识分子，像陶渊明那样，自己有一点钱，可以不追求了，但多数人就不能做到。“去私去欲”，把所有的私、把所有的欲去掉，那还是人吗？法家文化突出帝王的权力，维护统治政权，它公开提出要人们服从权力，屈从于权力之下。道教文化鼓吹享乐，只是以一种迷信、虚幻的东西来满足人们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