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关于《史记》作品教学的几点意见
作者：韩兆琦
六、《史记》中有些作品的艺术性极高，对后代小说、后代戏剧的发展影响极大，对这些作品的文学成就应深刻体会。
《史记》是一道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的画廊，其中具有一定性格特征，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总计一百多个。《史记》中的历史人物都有一种积极奋进、勇于建立事功的豪迈精神，同时又具有一种苍凉的悲剧气氛。这与《史记》反映的现实密不可分，也与司马迁个人的惨痛遭遇密不可分。《史记》人物尽管多数带有悲剧性，但它们给读者的影响却是壮烈而不消沉，这就又与司马迁的生死观、价值观密不可分了。我们可以引用《史记》人物如伍子胥、吴起、商鞅、赵武灵王、秦始皇、项羽、韩信、彭越等等来印证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
《史记》描写人物最深刻、最生动的是刘邦。刘邦既有高瞻远瞩、雄才大略、气势恢宏的英雄气，同时又有一舟身的痞子气。刘邦最大的长处是善于采纳意见，顺水推船地改变自己的缺失。其行动之快简直就像是条件反射。《留侯世家》写郦食其劝刘邦分封诸侯，刘邦开始觉得有理，于是说：“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待至张良进来，给刘邦详细地分析了其中的害处后，刘邦“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淮阴侯列传》写韩信破齐，占领齐地后，派人向刘邦请求封为“假齐王”时，“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两军对峙时，被项羽的神箭手射中，“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于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宋代刘辰翁对此评论说：“伤胸要害，仓卒扪足，极未易矫，毋令楚乘胜于汉，语极有力。”泷川资言说：“变起仓促，而举止泰然如此，汉皇非徒木强人也。”这一切都表明刘邦之所以能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具体到某一个具体篇章，司马迁的组织安排、布局构思都有它的巧妙之处。例如屈原，由于找不到多少可用的生平材料，于是他就把仅有的一些传说和屈原的作品糅在一起，夹叙夹议，结果倒使《屈原列传》竟成了《史记》中最抒情、最动人的篇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明代杨慎说：“太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其论作骚一节，雅婉凄怆，真得《骚》之旨趣也。”再如《李将军列传》，司马迁说：“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照此情景，李广应该是一员百战百胜的良将。但作品所提供的实情却不如此，李广是一个倒霉的人，一生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胜仗，顶多与人家打个平手，最坏的一次还被人家给捉了去。但司马迁偏偏能在一连串的败仗中把李广的形象写得光彩照人。“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馀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馀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单凭这几行，李广就够称作“飞将军”了。
司马迁描写人物、描写场景的语言是异常准确、异常生动的。《陈涉世家》写陈涉接受卖卜人的暗示，“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请注意“指目”二字在这里的传神效果。陈涉为人佣工的时候曾对人说“苟富贵，无相忘”，待至陈涉起义称王后，“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请注意这里的“扣宫门”三字与“遮道”二字，司马迁把一群朴实、简单，不懂人情世故的乡下人的情态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见和氏璧在秦王左右及宫女之间传来传去时，他假说“璧有瑕，臣指示王”。作品接着说：“王授璧，相如前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请注意这“前持璧，却立，倚柱”七个字。当相如“前持璧”的时候“怒发上冲冠”了没有呢？没有，脸上笑嘻嘻。为什么一定要“持璧”后“却立，倚柱”，而后才“怒发上冲冠”？大家一想香港的打斗电影就明白了，两个好汉被包围，一定是站成背靠背；一个好汉被包围，一定要背靠一面墙，或是背靠一棵树，这才无后顾之忧。司马迁真可谓心细如髪。
司马迁很注意为《史记》人物设计个性化的语言，尤其生动的是让人物当场作歌。《刺客列传》写燕太子丹送别时有所谓：“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试想，如果这里没有荆轲的这两句悲歌，荆轲的形象与当时的气氛还能出得来么？当项羽的军队被韩信大破于垓下，项羽身陷重围的时候，《项羽本纪》说：“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宋代朱熹评论这首诗说：“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清代吴见思说：“‘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钱锺书引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说得好极了，读书读到周亮工这个份上才算读出了点味道来。司马迁同情它的这位悲剧英雄，实在不愿意让它就这么草草地倒下，司马迁不仅让他作诗，还要让他突围，让他的二十八个人在刘邦军队的五千人中杀来杀去，以证明他的失败“乃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这不全是作家主观意识的顽强表现么？也正是因为有司马迁这样满含血泪的深情描写，才使项羽这位“拔山盖世”的悲剧英雄具有着超越历史时空的感染力。
《史记》是一座大山，永远耸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记》是一曲悲歌，永远回响在中国与世界的历史长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