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勘测员的故事
作者：佚名
我知道，只有得到贵中心，或者是对中心的上层伏伏贴贴的人的赞同(我使用的是你们圈内人爱用的俄语中的说法)，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对于我在勘测这一行所做的工作，我不允许有任何错误或言过其实的说法。我完全有可能生活在一种绝对而全然的幻觉中。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会作出怎样的结论。
你忠实的
K(勘测员的助手)①
回家
每个星期五，我们都会在中午时分回到镇上；工具都卸下去了，一周的垃圾也都已经清除，所以车子看上去还挺干净。我一心想快点坐上去，准时赶上下午的火车。
车站里很整洁，处处都摆着鲜花，我通常是惟一的旅客。火车停在那儿，一个本应勾人回忆的事物，却好像不带一丝怀旧，让我几乎想不起过去的那些时光，想不起乡下的那些集市和一座座独立开来的农庄，还有那些乘火车去城里购物的妇人们。
火车一到站——一辆红色的单程车，一个司机，大概还有三四个乘客，通常都是越南男人——我就上去，掸去座位上的灰，安坐下来。而后，我会抬眼看着窗外，看着秋色降落到熟悉的乡村；看着最后一地甜菜得以收获；看着沼泽地里的芦苇变成赭色，直至发白；看着落叶松转黄，山茱萸和毒漆树变得更加火红。
我有一个家，这理所当然，不过一向都生活在城市里。所以我没有机会欣赏乡村的风景。可我总是很喜欢和我的妻子一道在乡村散步。因为，从本质上说，我是属于内向型性格，我喜欢静静地感受众多的形态、声响、颜色和气味，包括谈话和场景的片段。而我妻子却总在为我们所见的事物寻找同类。她把所有的东西都转化为一系列纠结着梦想和现实的意象。就这样，她偏离了我们，包括所有的路人，必须行走其上的窄窄的小径。
但是，在城市之外，我们并没有一片属于自己的乡村，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
这辆区域列车把我带到一个车站，我得在此转乘一辆去布拉格的火车。站台上挤满了像我这样下班回家的人：肩上挂着皮工具袋的男人们，穿的通常都是肮脏的工作服；在留声机厂工作的年轻姑娘们，看上去和她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差不多模样了。
火车的窗户太脏了，以至窗外的乡村好似被雾笼罩一样，看不见。我得找个空座位，最好是没有破损的，然后立刻疲倦地睡去。
家里，我妻子正等着我，为我们的团聚而欢心；同时，也为我星期一又将离去而烦心。我干吗不放弃这活儿呢?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安栽那些无知觉的石碑、挖掘地下的石头，累伤我的心、我的背，或随便哪个部位，然后整个周末都不得安宁，这又有什么意义?
我要对她说，我得坚持到把所有的活干完为止。我没有告诉她，我实际上喜欢偏离那些作为普通路人会行走其上的小道，与大地如此亲密的接触让我愉悦。
我妻子会愤怒地责骂我是猪脑袋。家里要干的活儿太多了。我们的儿子正在重新装修他的房间，如果我这么想把我的双手投入到工作中，我干吗不帮帮他呢?
于是，我便会换上我的蓝工作服，把砖块上的灰浆刮下来。
有一则希腊寓言说的是一个巨人安泰的故事。安泰① 是波塞冬② 和盖亚③ 的儿子，是大地之神。只要他脚不离地，他的母亲就能不停地为他补充力气，所以他知道自己战无不胜，便挑战所有的人进行决斗。他从来没有失败过，直到有一天碰到赫拉克勒斯④。赫拉克勒斯把他举到空中，便能够掐死他了。当然，希腊人是站在赫拉克勒斯这边的；依我看，他是他们爱戴的英雄。然而，这个神话故事当中未被意识到的智慧却警示了我们：不要让现代的任何一个赫拉克勒斯把我们举得离开地面过久。
待我把砖块刮干净，我就去取来这一个星期的信件，开始阅读起来。
我的译者从她瑞典的家里给我寄来了如下这样一封信。
我们刚刚度过一个美好而炎热的夏季；让我们高兴的是，好几年无甚收成之后，今年我们收获了很多的水果、蔬菜和蘑菇。可是，当辐射仍然潜伏在瑞典的那些文明地区，特别是那些最富饶的土地上时，我们怎么能安心享受这一切呢?人们都对警告视而不见，我真为他们这种漠视可能造成的后果害怕。对于海陆空，我们都有很好的监控系统，这就是我们知道灾难存在的原因。成千上万的海狸死于一种尚无法鉴定的病毒。甚至生活在水里的家禽都受到了感染，至于它们是不是因为海狸那同一种病毒引起的，这还不得而知。鱼的数量正在减少。每天都有关于灾难的新的警告，或新的事实出现。譬如，他们发现，为了让冰淇淋保存的时间长一些，人们在其中添加了三十种对人体特别是儿童有害的物质。从西班牙进口的红辣椒经过一种有毒物质的加工，表皮变得像橘皮一样粗糙。还有一种恐慌就是：在止血棉塞中，能够致癌的二恶英⑤ 的含量很高。有关臭氧层，特别是在两极地区，遭到破坏的消息真让人害怕。没有人来采取任何措施减少马路上的车辆。今年春天，我们去观看了一场关于自然界和历史建筑物遭到毁坏的很好的展览，它们都被毁坏得再也不能修复了。等我来布拉格的时候，我会给你带一本……
那天晚上，我妻子和我穿上我们最好的衣服，去美国大使馆参加欢迎一位美国作家的宴会。我当然是以作家同行，而不是以勘测员助手的身份受到邀请的。我的新工作仍然显得不熟练，我干得时间太短，还不能就它发表长篇大论。我不禁想，如果早在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前我就开始干这行，像其他那些人一样，那么我现在的生活会是一幅怎样的光景?又有谁记得那些烧火的、洗窗户的、挖沟的，或者是在仓库里干活的?繁重单调的工作累得他们精疲力竭，而一旦换了其他的工作和职业，他们就会研究康德、圣奥古斯丁或者柏拉图理论之精华；他们会给学生上课，还主持电台里的讨论节目。
我们围坐着一个布置得很好的桌子，有戴着白手套的服务员服侍我们。我的美国同事受邀谈谈他最新的小说。小说描写一个显赫家庭的儿子沉溺于毒品，他离家出走，流浪街头，要么借宿废车库，要么栖身毒品窝。他母亲出去寻找他，但是为了接近地下毒品窝，她让别人也给她注射海洛因。很快，她就步了儿子的后尘。
那位美国作家的妻子曾被安排为埃塞俄比亚那些饥饿的孩子们提供援助，她描述了那些可怜的人们不得不经历的苦难，好多人不等走到有牛奶供应和帮助的地方就一头倒地，衰竭而死。世界充满人类的悲剧。
我写的是关于什么呢?
我感觉有些失落，因为当时我什么也没有写；我在做其他的事。不过，我觉得我想写一写大地母亲。我知道我这样的答案既不够完整，也不太好理解。主题并不是十分吸引人。写一写恐怖分子、嗜粪癖、恋尸狂、同性恋，或者，更好一点，女杀手、逃亡者，或者，至少，写一写劳改营里的囚犯所遭的罪，这些都更合适一些。对于习惯了电视上的杀戮的观众来说，别的东西都很难让他们激动。
还好，没有人问我在写什么。他们想知道我如何看待中欧问题。我认为这个地区将会有某种知识和道德上的更新吗?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世界上会有哪个地方的人们愿意放弃技术带来的好处，所以，哪一种创新是可能的呢?
很快就有人纠正了我这个悲观的回答，说他相信一种新生的基督教会有那样的净化能力，他还列举了一些富有说服力的例子，当时我——我被自己吓了一跳——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宽阔的甜菜地，带着我的小油漆盒和刷子在慢慢地往前走。穿过厚厚的落叶，两个苗条的、裹着皮毛衣物的尸体出现了，然后又消失了，再出现，再消失；在这片甜菜的海洋里，这两个幽灵好似在游泳一般，径直朝我过来了。我已经能听到他们急切的气喘吁吁的呼吸声。服从于一种遗忘已久的反射能力，我蹲下身，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朝那两个东西扔去。
那么，我是怎么看待我自己的立场和我的朋友的立场呢?
我不想抱怨：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当局的全然赞成与彻底反对一样危险。在前一种情况，艺术家的精神通常会被毁灭；后一种情况呢，艺术家他自己则不复存在。
对于我们眼下所处的状态，我又是作何感想的呢?
我们感觉自己生活在半空中，被提升得高高的，把我们的赞美呈送给那个看不见的英雄。我们为自己的高度而欢欣雀跃，感觉那些星球都触手可及了；我们正在征服整个宇宙。我们甚至不需要脱离自身，触摸一下土地以更新我们的力量。随时随地，土地都在我们自己的控制之中，是充满放射性的。
几只狗活蹦乱跳地跑过去了，我弯下身，抓起一把泥土，用手指揉捏着，心里一阵轻松。
店里那姑娘
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当我回到麦斯泰克时，发现住处的门锁上了，门缝里别着一张纸条，是我的工头写的。他把车子的物主证丢在家里，已经赶回去拿了。他还向我道歉，说他下午就回来。钥匙放在文具店里。
当时正好十一点，文具店已经关门了。我想起楼房的前主人说的那番话，便穿过暗暗的过道，一直到里面的院子里，敲响了仓库的门。见没有人答应，我就扭了扭门把手。门开了，一股纸张的气味和霉味扑面而来。我朝四周看了看，只看到一些架子。透过那边墙上的一个拱形的缺口——大概是一扇门吧——有一点微弱的灯光。我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出现，我便从缺口那儿走了进去。
里面那个房间里，在空板条箱和两三张小地毯凑合成的长榻上，正坐着那张留长发、戴眼镜的熟悉的面孔，她穿一件白色的汗衫，粗斜棉布裙子。长榻旁边的电灶上，一壶水正滚开。
我喊了声哈啰。
她惊得头一扬，噌地站起身。“哟，是你，”她说，显然松了口气。她把手伸进口袋，在里面找了一会儿，摸到钥匙了。“喝杯咖啡吗?”
我在屋里惟一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把证件丢在家里，他可恼火呢，”她说，是指我的工头。她的声音听上去沙哑。她从放炊具的架子上取下一个杯子。“要说居住，这地方可能没多大意思。”她说着把仅剩的一点咖啡末倒进杯子，“不过我倒愿意像你们那样开着车到周围转转。我天天都被困在这儿。”
我从包里拿出一块蛋糕，揭去外面的包装，放到一个小桌子上。
“我不用去吃午饭啦。”她开心地说，“实际上，这儿也不是很差，”她实话实说，“以前我在台斯拉工厂上班时，整天就干焊接工的活儿，像个木偶一样，晚上回到家，头昏眼花。”
她掏出一个打火机，一包香烟，递给我一支。我谢绝了，不过替她把她的点燃了。她的脸上毫无表情；我猜不出她有多大年纪。就算她的特征中有什么特别一点或能说明一点问题的地方，她也已经用化妆将其掩盖了。
“不过在这儿有时也会烦得要命，”她说。
“那你想干什么呢?”
“这个嘛，”她说，我这过于简单的问题倒让她皱眉头了。“我想旅行，对吧?每个人不都想这样吗?”
“那你想去哪儿?”
“管它的。就出去呗。不过我是绝对不去南方的；他们说那儿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我要去北方。我听说那儿还有一些美丽的树林、湖泊和各种奇鸟异禽。前不久电视还放过的。你看了吗?”
“你真的会去旅行?”
“哦，那当然!你知道在哪儿可以弄到那种通用的票券① 吗?”她的眉头又皱起来了。“就算我真的可以搞到一张，你觉得一个女人家的能孤身一人出去吗?谁来照看孩子?奶奶只愿意白天帮帮忙；晚上时间她要自己支配。”
“你是麦斯泰克人吗?”
她摇了摇头。“我能吃点吗?”她伸手去拿蛋糕。在对面的架子上，圣诞节卖的那种祝福人好运的扫烟囱的小纸人正好看着我们。还有几个新年小猪。
“我家在帕都拜斯，我是说我母亲和我哥哥住在那儿，”她说，“妈妈现在住在医院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她怎么啦?”
“她的工作得跟苯胺打交道，对吧?”她说，好像这就解释了病因。“我一满十五岁就从家里跑出来了。我嫁给了一个乌斯迪人，现在，我跟奶奶住在外面乡下，坐火车就两站路。他们紧挨着她家的篱笆建了一家水泥厂。实在太可怕了。要是在桌上放杯咖啡，等到晚上，咖啡就像加了奶油一样变成奶白色。”她拿起杯子，去清洗了。
她的体形有点男性化，腿上长着黝黑的汗毛。她似乎不大像那种让男人神魂颠倒的女人，更不像那种会对男人着迷的女人。
“我很快就可能不在这儿上班了，”回来的时候，她这样说。
“那做什么?”
“要是做买卖的话，我得赚点钱。”她蹙着眉头，“孩子他父亲每个月给他四百块，用不了的就算我的。你知道我得省多久才买得起这样一件破裙子吗?”她又拿了一块蛋糕，说味道好极了。“他们会让我到水泥厂的食堂上班，不过我讨厌那种有固定上下班时间的地方。他们也不会让我跟男人们一块干活。我不想干那种总要站起身的工作。我的髋关节不好，晚上有时候疼得我直叫。不过，说不定我能找到好一点的工作呢，”她突然一下子充满信心地说，“或者会发生点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