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勘测员的故事
作者：佚名
年轻的问道：“你觉得自己谈的是什么——更了不起的智慧或是别的——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或不同的世界里去?”
年长的说，有可能。
路一直通到河边。一辆拖船过来了，后面拉着一艘装满煤炭的驳船。船通体漆黑，煤炭呈深褐色，河边的泥岸是赭色，流水简直就是泥浆。除了驳船尾部的一根绳子上晾着几件亮颜色的衣服外，这儿根本没有色彩。
两人看着这意外的一幕；等到驳船与他们平行的时候，一个身着鲜艳的衣服的姑娘到船面上来了，她长长的头发仿佛瀑布一般，从她裸露在外的肩头倾泻下来。年轻的朝她挥挥手。姑娘靠着操舵室的墙，看着这两个男人，一动不动。
年轻的把手捧在嘴边，大声喊道：“把我们捎上吧!”
“上船来啊!”年轻的姑娘答应道。他们看出她脸上的一丝笑容。
“可这中间有水隔着怎么办?”年轻的大声说。河面很宽，那船几乎就在河那边。
“所以，把身上弄湿吧!”姑娘到船下面，不见了。
“咱们走，等船靠了码头去找她吧。反正，她邀请过我们，”年轻的建议说。年长的在想，在这样偶然的邂逅中，以及短短的几句话里，会不会有什么更深一层的含义，或者，甚至是一个什么兆头。
一路走下去，我们大半时间都在谈工作，有时也说说运动。我也尽量想弄明白我们正干的那些活儿。勘测员倒挺乐意给我讲讲方位角啦，最短程线啦，坐标啦这些方面的知识。
为了拿到学位，他十四岁就开始离家在外。他得学习如何适应勘测员野外工作的恶劣条件。白天，老师们严格要求他们，必须做到精确无误；到了晚上，他们就打牌、喝酒，讲述他们大学时代的趣事，以此来帮助学生为日后的孤单作准备。一个真正的勘测员的大半时间都会离家在外，一个他经常没有时间去经管的家。
后来上了班，他也没觉着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是公司里最年轻的一个，他一向被派去最荒凉的地方。有事做时，时间过得飞快；可一到下雨，他真不知该怎么打发时间。他有时读点书，可是能弄到的书，大半都激不起他的兴趣。时常，即使在下雨，他也会出去走一走，不过，最后，他总是会和一些陌生人坐在乡村的酒吧里，喝喝酒，聊聊天。五六杯酒下肚后，他就再也没法儿说，没法儿喝了，甚至听别人说都集中不了注意力。整个世界呈锥形旋转着，他则安静舒适地身处其中，直到酣然入睡。醒来时，他的头疼得简直要裂开来，整个人被一种难以排遣的空虚感包围。
一年前，他二十七岁时，他被派到摩拉维亚的南部去勘测。他住在一个海拔156米的村子里。当地最高的地方比这儿高出7米。平坦宽阔的原野上，大风呜咽而过。有时，他爬上教堂最上面的尖塔，看着河那边，他可以隐约看到奥地利的村庄里那些齐整的房屋，还有颜色亮丽的小汽车在奥地利的公路上飞速驶过。这时，他便会感受到一种奇怪的忧虑。这世界上，有些事物在不停地向前发展，而他的时间却停滞不动。
村民们都非常友好。他们爱喝酒，喜欢高声说话、唱歌。他也一道喝，但从不唱歌。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他走着走着就偏离了大路。他跌到沟渠里爬滚了半天，最后他被困到一大堆密密的黑刺李里面。午夜的清冷让他从醉酒中醒来。头顶上，一粒粒小小的露珠沐浴着月光，在枝叶上晶莹剔透。他意识到自己得起来，回到宿舍去。他的头脑很清醒，比白天还要清醒，因此，他又觉得，躯体躺在哪儿、会不会患上感冒，或者甚至因为这户外的一夜要了他的命，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便又合上眼，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他感觉自己的生活在开始发生很多的变化，他吃惊于自己并不对此感到烦恼。然而，等到星期五，准备回家时，跟往常一样，他还是换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因为他的父母正骄傲地等待着他们的儿子，当勘测员的儿子。
在回家的火车上，他口渴了。下车后，他买了杯啤酒喝，错过了最后一趟班车。从这儿走回去，至少要花两个小时，天又快下雨了。还好，他还没忘记人的双腿还有跑步的功能。在一所学校后面的一个小公园里，他看见一个姑娘坐在一张长凳上，双手捂着脸。他跑过去了，可接着又折回来。风卷起路上的尘土，天开始下雨了。他弄不懂姑娘为什么哭，或者他该怎么安慰她。可是，把她一个人扔在那儿似乎又不太好。他扶她起来，一起跑到一截走廊那儿避雨。他跟她素昧平生，可他尽力逗她开心，或者，至少得让她忘记自己的烦恼。雨下小了，他陪着她走回家。他留下自己的地址。她给他写了信。可她从来没有告诉他自己为何在公园里哭泣，大家也再没有提起。他熬了一个通宵回信。他不太习惯给人写信，特别是这种信，可是这封信却发挥了作用。
几个月前，他俩结婚的时候，同事和同学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其中两个是骑马来的，打着白黄两色的绑腿，穿着长长的深蓝色大衣，一副当年的皇家军事工程师模样的打扮，后来，他们还劝他和他的新娘骑上马，从一个用红白两色的石碑做成的凯旋门中间穿了过去。
他正好会赶在圣诞节前夕当上父亲。等孩子出生后，勘测员就会留在家里了。这次实际是他最后一次做勘测工作了。到了明年，他就要换新老板了。
他找到更有意思的工作了吗?
没有，真的没有。他会在某个办公室里打发大半的时间，不过每个晚上他都能回家。他妻子想他这样，这样对孩子也好。
我想不出父亲当年工作时，曾经对母亲或者我表现出过什么关心。他坚信不疑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和他自己的父亲一样，他认为工作益处无穷。
我问勘测员是想要儿子还是女儿。他耸耸肩。“儿子女儿都行。女人生活不容易——我们男人也一样啊，只是在不同的方面呗。我妻子说她也不在乎。”他说着又补一句，“不过她更喜欢女儿。她觉得女儿好管教一些，而且，女孩子不需要去服兵役。”
他从来没有提过他妻子的名字。大概是想保留自己的隐私和妻子的神秘感吧。
后来，我们再次上到山顶，在水塔旁边找上次没有找到的那个三角形划分点。
鉴于自己精确的计算，勘测员认为那个点到水泥板的距离还是那么多，但是位置稍稍高于我们上次挖的地方。实际上，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原来的坑挖大一点。
我不禁表达了自己对科学的敬佩，就通过远距离测量一个水塔，就能够准确地确定地面上的某一个地方。但是，对于能否找到那个标石，我还是表示怀疑。
勘测员开始朝预测的那个位置挖过去。我则把坑里挖出来的泥土往外铲。
“他们肯定把标石就落在这儿的哪个地方。”他一边不屈不挠地用探针在地上插，一边说。
可是他们没有。我们能做的就是再栽一个新的。干吗不这样做呢?我不想问他。
同往日一样，天黑时我们收了工。我不知道这样无果而归，他会不会感到很懊恼，或者，因为能够肯定地报告说那地方已经被毁灭，而感到满足。
回到住处后，他坐到那个三条腿的桌子旁，打开收音机，开始忙活起来。后来，他来到我的房间。“我刚刚听了一档有趣的节目，”他大声说，“你听过‘大爆炸①’这说法吗?”
“我听说过。”
“那你听听这个，”他激动地说，“显然，他们计算出了组成整个宇宙的物质的体积。”
“这可能吗?”
他耸耸肩，表示自己与这个信息的正误毫无关系。“他们说它的体积可以用10到负50立方米来表示。”
“可够小的。”
“小?总还不至于什么都没有吧。核能大约是10到负8立方米大小，你能想象吗?”
我只好承认说我不能。
乡下
我把那个丑陋的橡皮外星人给文具店那姑娘带来了。不过，我没能立马就给她。那天早上，我们出发时，商店还没开门，等我们收工回来，她已经下班了。我只得等到哪天下雨，不上班的日子才行。不过，这外星人不是我盼望雨天的惟一理由。我还有一包书想读一读。
但是，结果那却是最干燥的一个秋天，我只看到过那姑娘一次。一天早上，我把铅笔弄丢了，便到文具店去买一枝新的。
店里没有其他顾客。姑娘坐在柜台后面，在读什么东西。“是你?”她吃惊地说。“我还以为你走了呢。从来没见你到外面来过。”她站起来时，呻吟了一声。“今天浑身都不舒服，”她双手叉着腰。“他们说在荷林斯科那边有个神医，能够妙手回春。你听说过他吗?”
她摇晃着身体走到放铅笔的抽屉那儿，拉开抽屉，让我自己挑一枝。“他们说，他只要看你一眼，就准能知道你的毛病在哪儿。他是用他的手指和眼睛的魔力来治病的。”
“他们确实这么说，”我说。我认识那个神医所在的村子的牧师。
“你觉得他会给我看看病吗?”
“当然了。他从不拒绝任何人。”
“那肯定有好多好多人都想见他。”
“有时候得等一晚上呢。”
“他们说他甚至能把瘫痪的人都治好。你相信吗?”
“这得看他们患的是什么病，”我说。“你母亲怎么样啦?”我问她，“她还在住院吗?”
“她出不了院啦，”她实言相告，“我已经至少两周没去看过她了。我得把我女儿一块儿带去，可这几天她耳朵疼。我一个人去吧，待在那儿又没话说。她只能躺着。”
她的声音显得古怪。我付了钱，临走的时候，通过玻璃门，我看见她有些艰难地坐了下去，接着读她的杂志。
如果要把连成网状的所有测量点都检查一遍的话，勘测员就得在乡下来来回回地奔波，不能漏掉任何一块地方，而且，很多时候，他走的都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或者连开车的路都没有。因为测量点都位于高地和其他一些突出的位置，所以他就非得攀爬山岩和教堂的尖塔。那一片片土地，或沐浴着阳光，或掩映在阴影里，无不承浴着他的勘测。他见证了它们的美丽，也目睹了它们的荒芜。
一天，我们在拉伯河旁边的一段斜坡上的玉米地里找一块标石。这块地面积很大，玉米长得很高，以致勘测员不得不跳到车顶篷上用望远镜先整个扫视一遍。当他看到那个石碑露出一点漆成黑白两色的尖头时，便让我前去寻找。我把一根棍子举过头顶，这样他就不会看不到我；我拨开密密的玉米秆朝着他大声引导着的方向走去。
等我找到那块石碑，我看到标石有三分之一突在外面。这片土地松软，是黑色的黏质土，很容易挖掘；显然，土地很肥沃。我们把石碑按正确的位置埋到地里，又铲了好几铲浮土填好坑。
“雨水少不了再把它冲刷走的，”勘测员说，他指的是浮土，“看得出，自从上一次勘测以来，雨水已经把它冲成什么样了。”我了解到，上一次勘测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在这儿种玉米，”勘测员补了一句，“是犯罪。”
一个贪婪的农夫——算不得是真正的农夫——只要七年时间就能把几千年的光阴创造出来的事物毁灭掉，而且没有人能够再复原。
我们还正在这片开阔的地里时，一辆车子的一排喷嘴朝我们喷来一阵灰尘。我们来不及收拾好工具，躲开来，就发现自己被一阵呛人的尘土给裹住了。我们咳嗽着，张大嘴呼吸，眼泪都给逼得顺脸而下。
换了是我妻子，在这经久不散的尘雾中，她看到的会是什么呢?
也许，远远的，这会使她想起暴风雪，或者是印度某个夏日午后漂浮在空中的马利筋的种子，要不就是瀑布落下来时升起来的水雾。但是，于身处其中的我，则是浓得化不开的关于毒气和战争的记忆。
我们每天都会走过各种各样的土地。我留心观察玉米穗子怎样变白，玉米粒怎么转黄变硬。玉米收割、土地上只剩茬儿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以前被玉米所覆盖的光秃秃的土地。上面什么也没长，也不会长。第二天，拖拉机正在用巨大的犁翻这片地。再过了些时候，当我们再经过那同一片地时，天正刮着风。到处扬着灰尘。风永远都在吹刮着尘土。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土地，而是沙漠。在这些天的旅途中，我们没看到过一只野鸡或鹌鹑，甚至一只兔子都没有。只有老鼠洞和成群的苍蝇。我明白了，这些才是最可能存活下来的生命形式。
到了中午，得看碰巧到了什么地方，我们要么找个地方吃午饭，要么就在田边，吃点萨拉米香肠和圆面包，喝瓶矿泉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会歇在路边的酒吧里。这种地方实行严格的三六九等，会给工人在旁边安排一个小酒吧，但是禁止身着工作服的人进到餐厅去。不过那天，一个满脸微笑的女招待甚至不让我们进侧边的小酒吧，因为一场婚礼把整个餐馆都包了下来。
我们把自己那辆半军用的车停在几辆装饰着飘带的花花绿绿的小车旁，到拐角处的商店里去买东西。从餐馆——因为衣着，我们不能进去——的窗户里，我们能听见参加婚礼的客人们的尖叫声。突然，门开了，走出三个年轻人，新娘被拖着走在中间。她头上戴着花环，没怎么反抗，只是提着她的长长的结婚礼服的蕾丝花边，以免落到地上，偶尔会象征性地装作要挣脱逮着她的那几个人。当他们把她推进一辆装饰一新、在大门前停下时发出刺耳的声音的轿车时，她开始咯咯笑起来，声音高亢、兴奋，富有挑逗性。当车冲出去，开上马路时，她使劲朝窗外的我们，还有聚集在门廊前的那些参加婚礼的客人们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