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勘测员的故事
作者：佚名
他满面微笑地回来了。看来工厂的那个勘测员忘记告诉保安我们在忙活些什么。他问我们有没有遇到什么不愉快。
我说起那个仿佛喝了麻醉剂一样来来回回走个不停的保安，他没有搭理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你能责备他吗?”勘测员说，“换了我是他，我惟一想做的就是用枪扫射那个栅栏。”
K先生
主任
社保办公室
布拉格
亲爱的K先生：
在和我那些作家同行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不仅仅我的工作受到你的质疑，他们的也莫不如此。我知道他们大部分决定反对你的决定，证实他们自己是艺术家。作为证据，他们给你带来了一些书和剪报，以表明他们的剧本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上演，甚至还包括他们获得的各种文学奖项的奖状。
也许你曾经想过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我可以很明了地告诉你，这些举动似乎不太体面，或者声明，我更愿意接受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去违抗它，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蕴涵着某种真理。但是，如果我假装自己并不希望你这种人从盘踞其上从事着卑鄙勾当的位置上消失的话，那么我是在撒谎。不过，我还没弄清楚有什么办法能让你消失。
也许甚至连你都知道，没有人可以不朽或刀枪不入。甚至对于最了不起的英雄和半神半人来说，当你卸去他们的坚不可摧的盾牌、被赋予魔力的宝剑和无穷尽的神力，击中他们惟一致命的脚后跟① 时，他们也会落到地球上。你的盾牌和宝剑就是你的地位，它们不仅高悬于地球之上，而且高悬于所有的生灵，高悬于人类的一切——更别说是万事万物了。
任何和你辩论的人——我是指诚实的辩论——不仅不能赢，而且，通过承认你的专断权，还会见识权利带来的优越感。一本书或一个剧本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或者任何形式的作品，不论它们有多么优秀?一个正和你辩论的艺术家在你眼里算得什么?你——包括那些任命你的人——想让他在哪儿，他就得在哪儿：跪在你的脚下，你让他能跪多久就跪多久；你让他发抖，让他展转不安，让他奴颜婢膝，让他书写那些让你高兴得没法把它们扔进你的废纸篓的请求。你享受着他受到的羞辱。毕竟，没人能把你怎么样。
如此一来，你的致命点又在何处?
当然了，你的躯体，跟你整个的生命一样，是可以被替换，随时被另一个人取而代之的。然而，不能被替换和取而代之的是你和那些任命你的人为你们自己创造的世界。这是一个虚假的世界，你们宣称自己是惟一真实的，因为这个世界惟一起作用的法律都是出自你们之手。你们宣告什么是真理，那么它就是真理。只能在那种能够瓦解你们的世界并因此让你们在人民大众面前现形的力量面前，你们才不是坚不可摧的。
K先生，那种力量存在于小说中；来源于真实世界的小说。你们也许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一百个要求正义的号召随垃圾一道扔掉，但是你们没法压制住一百部小说的声音。那些小说，不论它们讲述的是什么，如果它们包含着爱，包含着苦难或者温情，它们就永远能把信念灌输进你们卑鄙而空洞的作品中。最后，它们能够刺伤你们，你们会从表面上战无不胜的高位上坠落进你们当初从中崭露头角的虚无之中。我只有一个愿望：当你们坠落的时候，最少应该领会到，那些小说会比你们存活得更长久。
问候你
K(勘测员的助手)
墓地
文具店的那姑娘一身黑衣装束。
她母亲的经历并不复杂。她在一家工厂工作了二十年，绝大多数时候在干货运。薪水少得可怜，不过似乎还比较安全。她丈夫是一家仓库经理。因为工作关系，在一个居民区弄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他们有两个孩子。
那姑娘不知道自己还能说点母亲的什么事。有时候，星期天吃过午饭，如果时间允许，她们会一道去看望祖母。坐在火车上，她母亲会打开甜面包或涂了面包屑的炸猪肉排。有时候，她们会一道看电视。电视机太旧了，画面总是模模糊糊。父亲很少在家；他的晚上都是在酒吧里消磨，回到家时已经醉醺醺，但他脾气温和，从来不呵斥人，也从不打她们。
他们不去度假。孩子们一半的假期在少先队夏令营度过，还有一半就和祖母一道住在水泥厂附近。
不过，母亲一直许诺说，有一天他们会举家去海边。她估计等她到苯胺部工作后，两年时间她就可以攒起足够的钱，带全家去保加利亚。父亲对此没有表示反对；他从不反对任何事。但是，在他们出发前几个星期，他却卷起他自己的东西，搬去和一个妓女生活了。当时，文具店这姑娘十四岁，她弟弟十岁。他们的母亲仍然带他们去了保加利亚。金色沙滩上闷热，人潮如织。母亲不会游泳，所以就躺在海滩上，第一天就把皮肤灼伤得很严重，疼得她叫喊了两晚上。到了第三天，他们又都患了肠道感染，等好转，天气又变糟了，大海上恶劣得任何人都不许靠近。
于是，母亲便出去散步，至少可以沿着海滩。她看见一只她不知名的巨大的白鸟。它就在海浪之上盘旋，甚至着落在一个浪尖上，好似一条船的甲板一般。母亲呆呆地看着它，然后跑去找孩子们。可是等他们赶到时，那只了不起的鸟儿已经飞走了。
母亲在苯胺部又工作了三年，然后回去干货运。去年她开始便血，但她对谁也没有讲，而且害怕看医生。就在十个星期前，他们把她送进了医院，那时已经太晚了。
住院期间，那姑娘一共去看望了她母亲三次。第三次时，母亲已经认不出她了。她被注射了吗啡，双眼紧闭，呼吸缓慢而吃力。可那姑娘觉得她在微笑，也许她确实在微笑；也许她感觉自己在脱离苦难；也许她瞥到了这个世界上不为我们所见的某样东西；也许它是来自另一星球的某种物质；也许它是那只巨大的白鸟。那天晚上母亲去世了，医院发电报通知了那姑娘。葬礼第二天举行，先是在家里，然后经过水泥厂到墓地。虽然花儿变成灰白色，得经常更换，可花粉却丝毫不能惊扰逝者了。
水泥厂所在的村庄不在我们勘测的范围内。不过，我们经常会去一些墓地，只是因为它们通常都位于我们的基准所在的教堂旁边。
勘测员得前去牧师或教堂司事的摇摇欲坠的家里拜访，以决定自上一次勘测以来，是否有什么被移动或改变，特别是教堂尖塔或穹顶。有时，我待在门厅处看着他们，围着白色衣领的老者们摇摇头，确证没有改动，教堂没有被整修过。有时，他们会邀请他进去，只是向他抱怨说，他们的教堂每况愈下了。
与此同时，我会到墓地去，那儿永远不关闭。一走进大门，我就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不同的世界。那些墓穴似乎都在互相较劲，比比看谁的花儿品种最丰富，数量最多；就算没有花只长草，也没有一根杂草。一些在别的地方已被遗忘的旧的价值观、风俗和习惯依然保存在这里。甚至在人口最稀少的村庄，也总看得见有人拿着铁铲或耙机，要不就是水罐，在护理某个墓穴。手头上没忙活时，他们会站在那儿沉思，或默默地祈祷。
紧挨着一块陵园的墙根，有两个石碑，我们为它们一直忙到薄暮时分。一群孩子远远地看着我们。月亮爬上低矮的村舍的屋顶，与此同时，当地的一个牧师也出现了。他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要喝点什么饮料。
他拿出一些咖啡，我们一边喝，一边听他讲五十年代时一个躲在停尸房的老农夫的故事。他的朋友都警告他说，鬼魂会来捉他的。停尸房上着锁，已经多年不用了。逝者要不被安置在医院，要不被放在家里，直到举行葬礼。只有教堂司事和牧师有钥匙，他们给这个农夫送吃的，还把第三把钥匙留给自愿禁闭的他，以便他随时能离开停尸房。还好，锁从里外都能打开——虽然从最初的目的看，上锁是没有必要的。陵园是个藏身的好去处，人们一定都注意到了，它四周围着高墙，只有从尖塔上才能看得见里面；里面有供水，紧挨着停尸房后面的角落里有一个堆肥堆。
那人在里面住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晚上，有月亮的时候，他就在教堂的庭院里干点养护的活儿。那他白天干吗呢?可能读书吧，显然，他也写点关于自己生活的东西，不过都没有保存下来。冬天来了，日子变得难熬了。停尸房里寒气袭人，外面又白雪纷飞，那农夫出去的时候难免留下脚印。牧师和教堂司事都劝他到他们的家去，可他却犹豫不决，大概是不想给他们带来任何危险吧。在当时，随便什么事都会被认为是谋反、颠覆和搞破坏活动。一天早上，他们发现他死在停尸房里。他们给他举行了葬礼，虽然匆匆了事，但却是按基督教的仪式，然后决定销毁他的一切遗物。他留下的那些日记非常精彩。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一个人可能会捕捉到甚至不为我们所注意的很多东西。
行走在墓穴之间，我不禁想到，我们对测量、计算、画图和发明的痴迷不仅因为我们想揭开世界的谜团，而且也是出自与生命本身保持距离的需要，否则，我们会因为它的短暂和无常而惊恐不已。在一个数字化的世界里，不仅生命会逝去，死亡也同样会消失。能留存下来的至多是公民、人口、财富和地政局。
一天，在另外一个陵园，我看见一个双耳突出的古怪而熟悉的尖脑袋俯在一座墓穴之上。我一时记不起以前在哪儿见过这颗脑袋，这时，那位老人转过身来问我道：“同志，你是要找某个人的墓穴吗?”一声“同志”让我回想起当勘测员助手的第一天，在城堡的走廊上的情景。与那天的回答一样，我说：“不，不是。”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一趟，”他好像道歉似地对我说，“照看我已故的妻子的坟墓，以免它荒芜了。”
与其他的相比，那座墓穴显得照顾不周。从墓碑上的日期看，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五年了。墓上没有十字架，四周也没有栽花，只有几株干石楠。
“甚至没有人愿意在她的坟上哪怕放一根木棍，”他抱怨说，“只有几步远的路程。她活着的时候，他们都对她热情有加，只要有困难，他们就会找她，甚至深夜也不例外。”
“你妻子以前是在社会保健服务部门工作吧?”我猜测地问。
“我妻子活着的时候比我更行。她在地区办公室工作，”他自豪地说，“1970年肃清反社会的党派和社团时，她是审查委员会主席呢——地位还是比我高。”
我明白了，和我面对面站着的，就是我向其致信的K主任的老前辈。
“唉，她本来还可以健在，”老人抱怨说，“她还不到六十岁呢。”他的声音颤巍巍的。他从胸兜里取出一个硕大的钱包，在里面翻找着。有几张照片掉出来，落在地上。我弯下腰把它们捡了起来——换了是K主任，如果他也是这般沮丧，被空虚感困扰，我会同样如此的。其中一张照片是一个脑袋很尖的年轻人，另一张上是一个浓密长发的姑娘。我把照片递还给他，他麻利地把它们放进口袋。“这就是她，”他找到了他要的那张快照，“谁还会想起她?”
这位和K主任属于同一利益团体的前辈姐妹的脸上毫无表情。她薄薄的双唇冷漠地紧闭，从中大概可以看出她的刻板和偏执。
“现在我回家来了，”他突然啜泣地说，“你觉得会有人和我说话吗?我听见他们在互相聊天，可只要我一靠近，他们就站起身，一副要走开的样子。”
“这些快照里有你的孩子吗?”
“别跟我说起他们!我和别人家的孩子之间感觉都比与他们亲密。我有个女儿在奥地利，是我亲自为她安排好一切的。她甚至没回来参加她母亲的葬礼。这边的人们得不到的东西她哪样没有?我也不想搭理我儿子。你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挥舞着双手，好像要赶走一个可怕的幽灵一般。“他和那些基督复临论者搅到了一起。他甚至想方设法地改变我的信仰。‘爸爸，’他说，‘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了。趁还有时间，你忏悔吧。’于是，我对他说，‘忏悔你自己吧。我没有背叛自己的理想，我不需要忏悔!’我还告诉他，甚至信都不要给我写。同志，生活教会了我如何坚强。”这位可怜的老人的双颊被熊熊的怒火烧得通红。
勘测员从大门进来，走到一位牧师旁边。这人看了看他们，突然生了戒备心，警觉起来：“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在搞勘测。”
“勘测?勘测什么?”
“地球。”
“有许可证吗?”
对于勘测工作，当然是有，不过对于行走于地球上来说，我们并没有得到该有的图章。我走开了。
有可能的是，这种为了不让坟墓衰败和遗忘的陵园代管业代表的不只是对过去的价值观的尊重。我们避免去思考死亡，然而，除却这种地方，死亡无所不在，无时无刻不冲击我们。一切谎言在陵园中都失去了意义，而没有了谎言的虚假世界分崩离析。所以，这儿就是我们退避之地。我们修饰这些坟墓，装点我们的避难所，修建虽然无形但不可穿入的围墙，把旗帜、口号、标语、扩音器、游行和电视屏幕抵挡在外。
勘测员朝我颔首。牧师邀请我们爬上教堂的塔楼，鸟瞰乡村风貌。
我朝四周看了最后一眼。K的老前辈形只影单地站在那儿，仿佛是从坟墓里钻出来的。他的过去是何番模样，前景又将如何?一个已经半截入土的人在渴望什么?处于残酷的孤立状态，他会思考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