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勘测员的故事

作者:佚名




  还没待我们回过神来,另一批套装打扮的年轻人和那些吃过喜酒的人们就把我们团团围住了,使劲劝说我们有责任——我们是在场的惟一神志清醒的人——带他们一道去追赶那些绑架者。要是我们能够赶上他们,我们要吃多少都行,想喝多少也没问题。
  跟平时一样,我无法从勘测员的表情看清他的真实想法,可是他却把车后座上的一捆石碑移开来,朝显然是新郎的那个年轻人和另外两个客人点点头,爬上了车。我们坐在前面,驱车一路追赶去。
  每到一个村庄,我们都会在酒吧停下来,或者至少放慢车速,找那辆装饰着飘带的车。一路到了第五个酒吧,我们终于追上他们了。不待车停下,新郎和他的两个客人就跳下去。我听见他们一走进去,里面就爆发出一阵大笑声。我看见新娘小心翼翼地对着送上来的一大罐啤酒抿了一口。
  陪新郎一道赶去的两人中的一个手脚麻利地为几个绑架者、被绑架者,还有酒吧里其他的人付了酒钱,然后我们上车回来。这次车上多了新娘。我主动把我在司机旁边的位子让给她,可她却更愿意挤在刚刚到手的丈夫旁边。
  勘测员建议抄近路回去,他把车开上那片只有玉米茬的土地。我没有左顾右盼,但是我能够听到身后的一个幸福的女人的窃窃私语;空气中弥漫着花儿的芬芳。
  也许车本身感受到了这场合的不一般。开车的人一定意识到了,这大概是他的勘测生涯中最后的一次奇遇了。车越过一段斜坡时,我们给轻轻地颠了起来,然后汽车就开始在那片只有红色玉米茬的地里飞驰起来。勘测员全身绷得紧紧的;他需要的是一个头盔,这样他自己就成了飞行员,轻柔而熟练地操纵着他的飞机,贴着地面是那么地近,让围观的人们都叹为观止。
  我微微侧首,朝后面扫了一眼。新娘正靠在新郎的肩头,闭着眼睛,花环歪到了一边。她是个乡下姑娘,长着一个雅致的小鼻子,脸上还有点点雀斑。她的上唇渗出了小小的汗珠。我不禁想到,她的优雅,她的神秘恰好与我们的工作毫无关联,与整个工业时代南辕北辙。
  工作让我们和女人打上交道的机会还仅有另外的一次。当时我们正在一条小溪旁边的窄窄的草地上勘测,溪流对面是一望无际的翠菊,几个年轻的女子就在那儿采花。我们工作的时候,她们说话的声音不时地传过来。
  我拿着卷尺,望着浅浅的溪水。我注意到,此时此地是那么地静谧。甚至远处那些一向让我感觉拥挤的高层建筑,在秋日的烟霾里,在姑娘们的笑声的映衬下,也变得更像是一幅建筑画,或者一个舞台背景。
  “勘测完了,”柯斯建议说,“我们也过去摘些花。”
  虽然我知道,等到第二天这些花儿就会枯萎,但是我没有反对:从单调的工作中溜到那片为年轻女子所占有的花丛中去,比跨过一座桥的那一小截路程意味着更多东西。
  结果,我们没能有机会忘却我们属于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信仰的是什么神:身后传来一阵轰鸣声。很快,声音越来越响,我们听出来了,是全速飞行的喷气式飞机的引擎发出来的。
  接着,它们出现了。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和那些为雾霭所笼罩、倨傲一切的高层的中间距离处,几架喷气式飞机正朝一条不为我们所见、却被精密测绘的混凝土跑道飞去。我遗憾地看着河对面那满地的花,它们似乎被吓得发抖,然后逃开去,仿佛梦境一样从我们的眼前消逝。
  定期地,这同样的仪式会重演一遍。而每一次,都会有鸟语、动物、人们,静谧,甚至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思想成为无数葬礼火堆上的牺牲品。
  我们勘测完了,回到车上,为这仪式再增加一点我们自己的噪音——开着车到另一个地方继续我们的工作,为新的、更好的跑道准备全新的数据。
  
  工厂
  
  天还没亮,我们就上路了,裹着秋季浓浓的晨雾。
  在一家工厂里面,包括周围一带在内,有好几个三角测量点,但是勘测员却把检测的时间推迟了:我们需要得到特殊项目部的许可和几封介绍信;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工厂里的基准尺度是不可能受到什么损坏的。
  工厂位于乡村最富饶的黄金耕地带上,紧挨着主干道。一堵高墙围在外面,只有那股发臭的烟雾告知我们到了。我们停好车,朝大门走去,一个胖乎乎的女门卫盘问我们是不是携带有火柴。我们向她保证我们没带,她便让我们到会客室等公司的勘测员来带我们走。
  会客室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涂成淡淡的灰褐色。地板上铺着又破又脏的亚麻油地毡。惟一的装饰就是那张警示明火的张贴画,还有一部模样丑陋的金属质的电话。不论谁待里面,都不会幻想能等到什么。
  这工厂的内部,我能看到的就是一个水泥院子和几座灰色的建筑。偶然,门会被打开,会有重要的人物模样的人急匆匆地穿过去。一个肤色惨白、面露病容、着黑衣打扮的年轻女子跑了进来。她毫不理会我们,径直拿起话筒,拨了三个数字的号码。接线遇到了麻烦,当她几乎是泪水涟涟,恳求着对方帮她接通,帮她传递个消息时——我毫不怀疑是个坏消息——我听见身后传来几个女人的尖笑声。我扭过头,看见四个穿着毫无特色的工厂门卫制服的女人正围在一本杂志前,从她们的笑声中,我推断,用警察当局的术语说,这是本“不受欢迎”甚至是“背离既定路线”的杂志,不过,也许这杂志并不是不受欢迎;也许她们乐的只是她们用胯上的枪得到了更好的生活。
  最后,工厂的勘测员露脸了。他个头矮小,穿一件皮夹克,牛仔裤,脚上的高跟鞋是为了增加点身高。他胳膊下夹着一卷纸。他和柯斯互相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认出来他们曾经是同学,接着马上开始交流彼此的境况,比较各自的收入。
  我们回到车上,这个厂里的勘测员看了我们的推荐信和许可证,咒骂了几句当地政府,然后从那卷纸中抽出一张绝密的地图。看来,有两个三角测量点很容易找到;第三和第四两个的位置很受限制。他会跟防范我们的门卫打招呼,不要把我们当成间谍。他笑了笑,走了。
  “我真希望这事儿结束了,”我的工头说,“待在这种地方,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卷进什么样的麻烦里去。上次这儿爆炸,夺走了近400人的生命。有些彻底不见尸首了,除非两英里之外可能还找得到点什么。”
  等这个个头极矮的勘测员回来,我们便问他这次灾难的情况。
  “没有的事,”他说道,“两年前火药库爆炸了;正好是午饭时间。五个死亡,还有几个受伤。大部分是被划伤或刮伤。到处都飞落了玻璃。”他边说边因为回忆激动起来,“不过没有人失明。老伙计,这很重要,在这儿,只有你看到一点亮光——哪怕是闪电——就得把眼睛给掩住。”
  当我们等着一辆机车把一些罐子移开时——据我们所知,那些罐子里可能装的是炸药、三硝基甲苯,甚至是硝化甘油——他对我们解释说,苯胺部只雇佣五十岁以上的女工,即便这样,她们也得签张声明说她们自己知道其中的危险。
  “什么危险?”
  “患膀胱癌的可能性增加118%。”
  “她们签吗?”
  “当然签。她们每个月都可能拿到一笔风险资本——至少四百克朗。”
  虽然没有竖石碑,我们还是很容易就找到头两个测量点。我重新给它们刷了层漆,还用油漆在周围的树木上标上红色的箭头。
  第三个在一个长满树木的土墩上,周围圈着高高的铁丝网,是监狱用的那种双层网;甚至还有一个塔楼。那些橡树和桦木已经变成黄褐色,看样子是在吸收一种化学物质的臭气。两个勘测员又开始研究起地图,还一边争论。最后他们达成共识:有一个标石在铁丝网外面。
  我们把三脚架架在那个估计好位置的标石上方,又回到车上;我们把车开上公路,经过一个高高的冷却塔和一排锅炉和管道——里面在生产一种我不想知道的液体——再穿过一个边门,在树林边停下来。我们还带着另外一个三脚架,勘测员仿佛手捧圣物一般,小心翼翼地拿出那个装着水准仪的箱子。甚至在工厂外面,那些无数用矮矮的支架支撑着的管子也蜿蜒穿过树林,有一种气体从好几个地方漏出来。
  我们使出好大的劲把水准仪安在标石上方,勘测员想尽办法想看清楚我们放在围着铁丝网的土墩上的那个三脚架。我们能看到的却是一片树桩,大的小的都有。我们用大刀和斧头砍出一条通到铁丝网那边的路,在铁丝网那边,又合伙放倒了一棵云杉。我们折回去,现在,甚至我都能看到小土墩那边黄色的三脚架。
  那位年轻的工头并不满意,继续用砍刀把通到铁丝网的小道扩宽些。然后他让我待在原地,守着昂贵的仪器,他开车绕到铁丝网的另一边去。
  我一个人待着,清楚地听见远处的爆炸声和机车的喇叭声,可除此之外,到处是一片寂静。当时是十月底了,就算有鸟儿能在此存活,也不是它们唱歌的时节。微弱的阳光穿过雾气,从树梢之间照下来。时而,随着轻轻的一声啪嗒,一滴有毒的露珠会沿着叶子边落下来。
  难以解开的谜是对人类自信的直接侮辱。如果不再有任何谜的存在,我们相信世界会拥有一种美丽而安全的确定性(即使我们并不知道它确定的是什么)。因此,我们已经习惯去为那些付出最大的努力为我们解开谜的伟人们欢呼。毕竟,他们引导我们走出了黑暗,我们不再会随时受到不明物的攻击,也不再有瘟疫和女巫等着我们。可我们从来没想过,同样也是他们把我们派到这竖着多个标石的超级高速公路上来。我们把生命就打发在从一个标石赶到另一个标石之上。
  有一天,我们会达到忍耐力和自身能力的极限。我以为,这一天正在慢慢逼近。人不可能一直处于同一种状态。当他发现自己到了一个极限时,他就不可能再往前走了,他必须放弃。但是,这时他又能折身前往何处?
  远远地,我看见勘测员铁锈色的汗衫。有那么一会儿,他的身影来来回回地穿梭着,然后,我听见他熟悉的声音在叫我把工具安放得高过铁丝网。我又砍倒了更多的枝叶和树桩;这下我可以把三脚架支好了。可是,我这位工头还是看不见铁丝网这边的设备末端的两个圆盘。
  按着他的指示,我一次又一次地砍去那些可能挡住他的视线的枝叶,直到他发现真正妨碍他的是那棵雄壮的白桦。他和他那个勘测员同学一道下山来,钻过铁丝网,我们谈论了一会儿对策。他们两个决定把白桦砍掉。
  我表示反对。我们不能仅凭自己的意愿就砍去这么高大的一棵树。
  工厂的那个勘测员傲慢而讶然地看着我。“就这棵?”他边说边向上指着有病害的树梢。
  后来,我想到我本该这样回答他:“正是。”当时,他们从铁丝网那头扔给我一把锯子。
  作为一个学徒,我不是已经砍倒了很多棘胫树木嘛,我甚至为自己能干那么强悍的活儿,把一棵十五米高的云杉砍断,让它随我愿地倒下来而骄傲。我努力地回忆自己当时有没有为这棵树惋惜过。
  我朝毫不知晓自己命运的白桦树走过去,抬头看着树冠。天空已经清朗,黄色的树叶仿佛在散发着光芒。树干的直径至少有两米,我不能合抱住它。我拿了把斧头,按我希望白桦倒下的方向,在白色的树皮上砍了一个V字形的凹槽,然后抓起锯子,开始锯起来。锯子渐渐锯进了木头里,白色的锯末四处飞溅,白桦树的气味扑面而来。
  锯子越锯越深,树干也越来越难锯。这是它惟一的抵抗方式——紧紧地挤压着锯齿,不让它动弹。我决定拔出锯子,从另一边开始锯。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我脱掉上衣,继续干着。白桦吱吱嘎嘎地轻轻呻吟。我能够听见树冠上的叶子发出的可怕、吃惊的耳语声。
  我拔出锯子,休息了一会儿。只听见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传了过来,我顺着声音看过去,他们正朝这边走过来,我看见一个持枪的保安。他沿着铁丝网旁边的小道慢慢靠过来。走过去的时候,他朝我看着,没有停住,甚至脚步都没有放慢。
  此时,孤注一掷的树干从两边裹住了锯子。
  我怨恨自己费了不小的劲找了这份工作。我们干的这些勘测有什么好?我们在玉米地里来来回回有什么用?我干吗要夺去这棵完美的白桦树的生命?服从那些卑鄙的命令的人自身是卑鄙的。
  但是,我的遗憾,与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一样,来得太迟。树已经奄奄一息。
  他们从铁丝网另一边叫喊着,想知道我离他们有多远,但我没有应声。我再次把锯子抽出来,操起斧头,开始狂怒地砍着锯开的口子。然后我推了推树,想试试它是否还在抵抗。可是白桦依然岿然不动,好像它的大动脉还没有被砍断一般。
  人类从最初就开始与自然做斗争,猎杀动物,砍伐森林,他消灭着生灵,这样他自己才能存活。我们剥夺着生灵,这样我们才能树立起工业时代的成就。我们不是源自保存生灵的本能,而是出于将我们引向毁灭的本能去杀戮。
  渐渐的,树对锯子极大的挤压放松了,绝望而默然地,树的灵魂作了最后一次呻吟——然后喀嚓一声倒下来。它的枝叶企图抓住周围的树木,但却徒劳无益。黄色的叶子雨一般地纷纷落下。
  两个勘测员在土墩那头欢呼着。现在,没有什么挡着他们的视线了。我坐在自己的外套上,他们则收集着测量的数据。
  那个士兵从铁丝栅栏之间的小道上折回了。他一定看见了那棵倒下来的树,还有伸到栅栏外的树叶,不过他对此毫无兴趣。与其他那些士兵——无视倒地身亡的男男女女——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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