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美好时光
作者：［澳大利亚］贝思·雅普 作 周小进 译
我们会想念你的！记得来看我们，一定要来啊！心一直不停地跳，怦怦、怦怦、怦怦，急着回家。
那时候，白澳政策还在实施，不过还没有严到让人绝望的地步，这一点普拉布可以证明：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他把塞勒涅、阿什卡、莫莉、安琪儿和我丢在我们在北悉尼租的房子里。我们的父母，加上我们三个孩子，不久就被押走了，双手放在脑后，一百八十度转身（不过得承认，那时候我还是个努力繁殖的受精卵，深深地埋藏在塞勒涅紧缩着的、越来越愤怒的小腹）。我们表面上是到悉尼来度假，实际上却在寻求永久居留。我们填了很多表格，接受了很多面试，还出示了很多介绍信，给人送过贿赂，有过一线希望，厚着脸皮求过人，然而，我们居留的所有机会都和普拉布一起消失了（珍视了那么久的梦想啊！）。我们的度假签证到期了，银行账户上的钱也用光了。退还发信人，随后接受询问，我们的一家之主走了，哼！他说他是在路边表演的魔术师，果然就这样消失了。他最擅长的把戏。
从没忘记。
既然有这样的（新）开端，普拉布除了玩世不恭，还能怎么样呢？做跳蚤、苍蝇，还有蚊子？店主不愿意见他，更不要说提供服务了，他叫道：“哈哈哈，我已经进来了，我，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生儿育女本事不小，谢谢你啦！很多已经怀孕了呢！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啊，你这个又丑又坏的混账东西？”
有时候他会被人揍倒在地，我呢——“小子”——既没有粗壮的肌肉，又没有愚笨的勇气，只好冷漠地沿着街道另一边往前走。普拉布在后面咆哮：“‘小子’！回来，‘小子’！”我充耳不闻。
一个女人站在街角发传单，表情严肃，带着政治性的自负。他小心翼翼地走上去，点点头、笑一笑，她往一旁挪了挪，嘴角绷得紧紧的，目光锐利如刀，紧紧地把传单抱在胸前。传单可不是发给他这种人的。他冲上前去，嘴里咖喱、咸鱼、青香蕉的气味都扑在她脸上，突然嘶声说道：“害怕！”那些传单成了纸鸟，呀呀地叫嚷着分裂、仇恨，飞入空中，飞入车流。
最后，雅克布先生清了清嗓子。“普拉布先生，”他用平稳舒缓的语调说道，“没错，这个地方并不完美。我们都不觉得我们已经离开了地球来到了天堂。但是这夜晚很可爱，不是吗？还有，酒也很好”——他朝着熟睡的房东举起酒杯——“大家也都性情相投。你大概已经注意到了，苍蝇、黄蜂和其他叮人的东西好像全部都走开了。让我们享受这美好时光吧。你给我们讲讲你那些故事，好吗？”
于是，六十年之后，在黄昏的余光中，在蓝花楹的低语和轻拂中，我的祖父普拉布接受朝拜。幸好星期六的慵懒倦怠如同一条轻盈而无害的巨大围巾，缓缓落在这广袤开阔、地势倾斜的市郊之上，这是他最近（也是最后）的居住城市。这时候，那个包袱出来了，层出不穷、不可预料，仿佛面纱舞蹈①，包袱里面有——变！——柯钦的香料市场、槟榔屿的山区旅游胜地，还有一个新加坡红眼睛成年女孩的拥抱，她结过三次婚，身上没有加了肥皂和熏衣草的水的气息，却有杜松子酒味。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直到花园四周出现一块块黑影，附近房子的窗户里亮起灯光，一块一块投在各自的花园里。
不久，公爵夫人就会站起来，多少有点心不在焉。她会匆匆地走进屋里，然后拿着一盘子点亮的蜡烛走出来。如果有人能够摆脱那令人惬意的慵懒倦怠，倒是可以对着公爵夫人叹叹气，说一些甜美的空话，因为她四周柔光荧荧、金辉灿灿，你很容易想象那张沧桑的老脸昔日如何光彩照人。然后她在教授和潘太太两个沉默的女儿身旁放上一根蜡烛，另一根蜡烛放在罗丝·多布拉萨沃捷维克那肥胖的手肘旁，星期六聚会后花园里零乱不堪，她把蜡烛东放一根、西放一根，最后盘子里所有柔和的亮光都离开了她，她身上便罩上了一点点忧伤、一点点阴影。她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叹了口气：“啊，这岂不是让人想起童话仙境吗？”好像人们看到的是威尼斯、苏州或者甚至是卡图巴月光如泻的山崖一样。
天空被照亮了，好像大教堂的玻璃彩窗一样。天空下，他们聚在由野营毯子围成的祭坛四周，一群人紧缩在一起。雅克布先生说的没错，这儿不是天堂，但是能住在这儿是他们的运气。这儿，而不是别的地方。生活还是很不错的，不是吗？每个人都能够努力维持生计。小的享受随处都有，大的享受也不是没有可能。每个人都有个地方。这美好时光似乎能延续到永远。
空气中有为星期天烤肉做准备的气息，让人觉得明天吃周末烤肉是肯定的，在未来能够预见的所有星期天里吃烤肉也是肯定的（如果天气不同，也可以吃烤肉串），而那未来将会稳步前进，好像远洋轮船在自己争取和祖先遗留的荣耀之海上航行，这一点也是肯定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轮船。七点钟的新闻（玛利亚·塞琳娜修女的电视机从来不关，他们隐约可以听到）中关于各种灾难的报道可能会侵入进来：饥荒、起义、种族屠杀、国际板球锦标赛败北，如此等等，但那毕竟都是在电视上。这里一切都好。帕拉马塔大道上的车流在轻音乐中舒缓地前进。一家人在明亮的窗户前悠闲地走来走去。咖啡的香味令人神往。在这肯定氛围的裂痕缝隙之中，是普拉布的声音（嗞嗞嗞嗞嗞）。
“别被它吸进去了，‘小子’，”我刚来的时候，他这样告诫我。那时候，我拖着一个巨大的鲜红色旅行箱、一台收录机和一件冬天穿的外套，外套可以翻过来穿，还有吉隆坡著名的“环球丝绸店”中那拥挤、闷热的气息。告别的礼物：我姐姐莫莉以前用过的旅行箱；收录机是父亲阿什卡讨、借或者偷来的，父亲一辈子都在努力为我提供家庭无法负担的奢侈品；那件外套和其他衣服一样实用，不过也很“时髦”，是母亲塞勒涅给的。在我离开前那个可怕的夜晚，母亲把我喊进她昏暗幽深的卧室，她正弯着腰，在床下的盒子、塑料袋和布卷里翻寻，她的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有一道道的睫毛膏，最后她找到了——看哪，真变出来了！——我印度曾祖母的黄金耳钉。以前包在一张折叠整齐的一英镑纸币里，因为多次展开查看，纸币上的褶皱重重叠叠。塞勒涅亲手把耳钉给我戴上，因为她知道我肯定要走了。这次是真的要走。机票就在我口袋里。她在我的胳膊上拧出了一个青块，这样我就不会忘记她。
一家人专门在半夜偷盗，其他聪明的小偷小摸当然更不在话下。在这样的家庭里，破口大骂比离别时的良好祝愿更加常见。贵重的礼物就更不要提了。但是随着告别的时刻逐渐临近，我们都慢慢恢复了自然的状态（水恢复到它自然的水平线）。到傍晚，塞勒涅已经晕倒在厨房的桌子上，窗户还是开的，没有人去注意，也没人理睬邻居的窃窃私语。莫莉同往常一样，不在房间里，只留下她淡淡的香水味，至于安琪儿呢——对了，大家对安琪儿都不抱什么指望。我在门前的台阶上走着，看着那些影子朝我斜斜走过来，缓缓地，时间过得很慢。这时候，我们的“居住区”醒了过来，开始它傍晚的仪式——锅碗瓢盆叮当作响，摩托车发动，有人在一边洗澡一边哼着歌儿，一些人突然叫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一个小孩在尖叫——我们的杂种狗偷偷躲到了我的脚下，小心翼翼地舔着我的脚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