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志同道合两朋友
作者：尹承东／译
“我停笔是在我感到我跟我正在写作的东西那种拉力关系发生偏斜的时候。每每这时，我会从头重新考虑一切。在这个时候，我就拿把改锥去修理家中的门锁、插座和把门刷成绿色，因为体力劳动可以帮我控制对现实的恐惧。直到现在，看来这并没有错：每当我对手头写的东西失去热情的时候，那就是因为出现了我未能及时发现的大错误。有时候我需要停笔几年才会发现错在哪儿。”
“你很重视作品的第一段。有一次你告所我，你要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全十美才动笔写作品，写第一段可能要拖三年，而其余部分三个月就可以写完了。照这种说法，是否错误恰恰更容易出在第一段?”
“错误可以出现在作品的任何地方，但糟糕的是当写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现它。所以我对第一段特别注意，因为单是这第一段，不需要做出太多的牺牲，就可以确立作品的风格、结构和语言的基础与全部要素，甚至作品的长度。《恶时辰》原来计划写得比现在要长得多，但后来在非常艰苦而充满波折的写作过程中，我把开头给忘记了，逐渐把计划进行了修改。我在墨西哥认识安赫尔·拉玛时，他首先告诉我的就是他觉得从《恶时辰》的开头看，它应该是一部更长得多的作品。这话完全有道理。”
“发现了问题，你往往在什么地方找到解决办法?”
“往往在我很少想到的地方。我现在写的这部小说1962年在墨西哥中断了，当时差不多已经写了三百页，惟一留下来的就是一个人物的名字。1968年我在巴塞罗那重新动笔写，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写了很大一部分，可我又中断了，因为主人公是一个已到耄耋之年的独裁者，我对他某些道德方面的问题不很清楚。差不多两年之后，我买到了一本关于非洲狩猎的书，因为那本书的序言是海明威写的，我对它感兴趣。序言倒没有什么价值，但我继续读了关于大象的一章，不想在那儿找到了我的小说的答案：独裁者的道德可以在大象的某些习性中得到很好的解释。”
“可是去年你去哥伦比亚时又停下来了。”
“没错，不过不是因为在人物或结构上发现了什么大问题，而是因为有一阵子我难以使书中的那座城市热起来。这事可是很严重，因为那是一座想象中的加勒比城市。勉强写是很难写出来的，它可是一座热得可怕的城市呀。最好是不具体写，却要让读者感觉出来。”
“这个问题你是怎样解决的?”
“我惟一想到的就是带上全家去加勒比。我在那儿无所事事地几乎晃荡了一年。回到巴塞罗那的时候，我重新审改写就的文稿，在某一章栽种了几棵芳香四溢的花草，在另外的地方又加上了需要的味道，我认为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作品可以毫无障碍地一口气写到底了。”
“在这次旅行中你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简单地说来就是我生活在加勒比的氛围里，这是我惟一不感到自己是外国人的世界。在这儿最有利于我的思考。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我回到了小安的列斯群岛：去了安提瓜岛、瓜达卢普岛、特立尼达岛、巴巴多斯岛和库拉绍岛。这些岛屿美丽而贫穷。来到这儿，一个人会再次确信，尽管我们对西班牙人指责甚多，但他们是惟一在自己的殖民事业上付出巨大心血的人，是真正地创造了一个新世界的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甚至连他们的语言都没有留下来，殖民者和土著人是彻底分离的。一边是热浪滚滚尘土飞扬的村镇，那儿的木板房被飓风吹倒毁掉，有中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洗衣服和卖护身符，印度人的小孩子从象牙商品的店铺里走出来蹲到街中央拉屎；另一边是美国人的玻璃闪光耀眼的饭店摩天大楼，大楼旁边是透明的大海和一片片私人海滩。那是一个没有中间地带的世界。”
“你对库拉绍岛的印象如何?”
“这个荷属岛屿真是美极了，荷兰人管辖的这个岛屿在安的列斯群岛是惟一与众不同的。城市简直是微缩的阿姆斯特丹：一条条带吊桥的内河，炼油厂里栽满了郁金香，木板房子五颜六色，鲜艳夺目，尽管是处于气温30度的热带地区，屋顶却是防雪的。我去的那天是个星期二，但是商店却全部关门，阳台上插着国旗，大街上奏着音乐，因为是隔海一万公里之外的荷兰女王的生日。我想说服人们，让他们相信那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阿姆斯特丹已经是星期三，女王的生日是前一天，已经过去了，可谁也不听我的话。在库拉绍岛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你坐下来在人行道上的露天咖啡馆喝杯啤酒，突然会把你的桌子撤走，并让你离开，原来是一条白色的远洋轮船正在商店的橱窗和饭店的橱窗之间穿过市中心。”
“你经常旅行，你问过自己这是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最讨厌的事情之一，我觉得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样的。就像我对你说过的那样，除了在加勒比之外，我觉得在任何地方我都是外国人。旅行留给我的全是些一闪而过的形象，那些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但我不太清楚拿他们派何用场。墨西哥城是一座对我所非常爱的人极为冷酷的城市，我在那儿待了六年，它惟一留给我的就是对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下午的回忆。那天下午，艳阳高照，灿烂的阳光洒满了查普尔特佩克树林之间，天上却落起了大雨。我完全被这种奇迹迷住了，以至迷失了方向，在雨中转来转去，怎么也从林子里走不出来。在《百年孤独》中，有个人要去杀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当时后者正在写一个在大雨中迷路的人的诗。就是源于此。”
“事情有点怪，那么，你对巴黎也没觉得留下点值得怀念的东西吗?这座城市我们从来都不会用同一种方式来看它。这是由于人所公知的你对法国人的憎恶吗?”
“对巴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它留给我的同样是一闪而过的形象，这种形象补偿了昔日我在那儿遭受的所有饥饿与法国人的全部粗野和小气。那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我没有地方住宿，就钻进地铁，坐在长靠背椅上借着烤肉炉的热气打盹，以避免警察对我拳脚相加，因为他们误认为我是阿尔及利亚人。突然，天亮了，我忽然觉得一切生命的踪迹都消失了；煮熟的菜花的香味飘走了，塞纳河的流水静止了，在一座悠闲的城市的秋日的星期二，在透明的雾气中，我是惟一的生灵。此时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当我穿过圣米歇尔桥时，我听到有个人朝我走来；他越走越近，我辨出那是个男人，并透过薄雾影影绰绰地看到他身穿一件深色外套，双手插在口袋里，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在我们桥头相遇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他的面孔清癯而苍白：他一边走一边哭泣。”
“你写作最理想的地方是哪儿?”
“对我来说，最理想的地方早上是荒岛，晚上是大都市。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我需要安安静静、暖暖和和地写作，但是晚上却需要喝上几杯跟好朋友们聊聊。我时刻都需要和大街小巷的人接触，对眼下的事要清清楚楚。这就跟威廉·福克纳一样，对一个作家来说，最理想的家莫过于妓院，那儿早上一片寂静，夜晚热闹异常。很奇怪，他的这段话刊登在《巴黎回顾》杂志上，当时我在巴兰基亚，恰恰在一家妓院里。”
“我们就谈谈那家妓院吧，妓院是什么样子?”
“那是一家大饭店，房间用纸板墙隔开，房间之间的秘密都可以互相听到。我可以辨别出许多市里头面人物的声音，甚至有一些高级政府官员。我证实了大多数来妓院的人不是为了做爱，而是给他逢场作戏的女人倾吐自己的心曲，这使我很感动。由于我是记者，我的作息时间表跟妓女是相同的。我们大家都中午起床，然后在某一个房间里，跟姑娘和她们的助手们聚在一起用早餐。有一位妓女的助手是加勒比的棒球明星，小伙子人很好，是世界级的帅哥。我们一边吃着煎鸡蛋，喝着冰镇啤酒，一边交流着前一天晚上的秘密。奇怪的是姑娘们总是谈论听到的隔壁房间的秘密，对在自己房间里听到的事却只字不提，仿佛在她们的职业伦理中，也存在着坦白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