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兽类发情期
作者：［俄罗斯］瓦莲金娜·尤尔琴柯 作 余静珊 译
清晨打电话给波丽娜，我问：“你怎么样？”
“噢，亲爱的奥克萨娜，他完全是个伪君子！我都快要疯了。等一等，我到浴室去一下。”
“伊凡诺夫娜阿姨在吗？”
“在呀。”
“你到底是怎么了？”
“哎！真可怕！晚上你到我这里来一下，行吗？”
“我不能去，我买了晚上的火车票，打算回家，爸妈结婚纪念三十周年。好不容易从单位请了假。你能告诉我出什么事了吗？”
“奥克萨娜……恐怕不能，我害怕，在我们这个时代电话是不是常被窃听？”
“放心吧，谁需要我们啊！”
“知道，不需要我们，可是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呢？！只有你和伊凡诺夫娜知道啊。”
“他？他是谁？”
“丈夫啊！！！”
“他怎么会在莫斯科？”
“小声点！你以为我会平白无故吓得发抖吗？”
“那么，他想干什么？”
波丽娜从来没有发觉：她说话行动经常是不一致的。我与她相识是在基辅，而真正成为朋友是三年前在莫斯科。
“他想要我们的儿子波格丹！真正的伪君子！三年了，他都没想要，可是现在他却说，‘我有权力，我有权要儿子。’你有什么权力？孩子是在没有你的情况下长大的、学会做事的。而且孩子早就忘了你长得什么模样了！是我既当爸又当妈伺候孩子的。他要干什么？奥克萨娜，也许他想要给钱?给钱可得要,最好是多给一些。”
“你那怎么有这么大的响声？”
“是伊凡诺夫娜在厨房里把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
斯维特兰娜·伊凡诺夫娜阿姨，是一位远亲，好不容易说服她从奔萨来莫斯科帮波丽娜照看波格丹，报酬也不高，这样波丽娜才能工作。
“你那里是什么声音？”
“稍等，这是火车经过的声音……”我们的谈话被电气火车的隆隆声打断了。
衣柜的玻璃震得微微颤动——好像拖拉机在农村街道上经过时那种震动。我在卡拉恰洛夫交叉路口后面的二层小楼租了一间小屋，地面铺着油漆地板，室内有五斗橱、橡木桌子、弹簧床和一个像是铆接起来的衣柜。
“好了，不响了，接着说吧！”
“你的艾迪克怎么样了？”
我耸了耸肩膀，仿佛波丽娜能看见这个动作似的。
“奥克萨娜，还能相信谁呢？”谈话结束时的惯用语。
“相信自己。”惯用的回答，“噢，我完全忘了，你猜我昨天遇见谁了？记得加丽娜吗？在地铁里，想象不到吧？根本不像她了，变化很大，她要是不用手拦住我，我根本就认不出她了。我说：是什么风吹来的，是巡回演出吗？”
“你说什么呀？天啊，有一百年都没有听见巡回演出这个词儿了！”
“她现在莫斯科，在剧院里工作，邀请我们去看她的首场演出。我告诉她，你也在这儿，她很高兴。关于自己只字没说，她请我们到剧院去，那里方便，我们再好好谈。”
“你怎么不说话了？首场演出，什么时候？”
“她说会打电话，我们应该去！”
“当然。真想不到，到处都有我们的人……”
我放下电话，拿起旅行包，睡眼惺忪的女房东在过道里问：
“刚下班，赶火车吗？”
“是啊，我得赶火车。”
我从楼里走出来。“21世纪，你好！”这是在卡拉恰洛夫工厂墙上最流行的灯光大字——是早晨昏暗中唯一的方向标。
莫斯科的冬季从10月末开始，到4月初结束，寒风凛冽，我瑟缩地快步走着，为了能在无轨电车上找到座位。现在好了，乘车大约二十分钟，还可以打个盹儿。
无轨电车半睡半醒，不停地鸣笛，我睁眼一看：塞车。右侧是圣母修道院雕有花纹的红墙。每一次经过这里我都想要进去。波丽娜说：修女马特罗努什卡善助他人，只需要恳求，得向圣像行礼，吻圣像。
在与修道院的交叉路口上设有国家道路安全检查机关检查区。早晨罚款半个卢布。瞧，指挥棒一挥，一辆“奥迪牌”轿车便在路旁停下了。到了红门，我急速穿过马路，进了院子，跑到二楼房屋代理公司。
“大家好！”
“噢，连旅行包都带上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一周以后，塔妮娅还来不及想我，我就回来了。”
塔妮娅在我们单位年纪最小，刚20岁，爱说爱笑——善于缓和紧张气氛。
“你回来时去接一下我们的领导。”新任副经理尼基塔命令说。
“尼基塔·亚科夫列维奇，也许领导自己可以回来，他又不是小孩子，也不是第一次到谢列梅捷沃机场。再说他是从疗养地回来，休息够了，精力充沛。”
“没有‘也许’之说，你不是喜欢乘车游览嘛，顺路还可以向他介绍工作情况。现在让科里亚开车送你去火车站！”
“对这一点，我表示谢谢！”我打开了电脑。
火车晃动了一下，停车了。明亮的灯光唤醒了旅客。
“格里夫尼亚换卢布啰！格里夫尼亚换卢布！买美元啰！谁卖美元?”
车厢里乘务员和换钱的人们来回走着，忙个不停。
“旅客们，请醒一醒吧，出示护照！”
车厢之间的通道平台响起了步话机的咝咝声，边防军警犬发威时的唔努声，让什么人在最后瞬间填写报关单。我看了一下表。在泽尔诺沃站停车四十分钟。
“我们是俄罗斯边防局，请出示您的证件！”
七年前我到了莫斯科，随身带着最必须的个人物品，乌克兰公民新颁发的护照和用于在梁赞卡租房子的钱。七年以前我和加丽娜策划了我逃往莫斯科的行动，昨天我与她不期而遇。
多么奇怪呀！流年似水，一些事情从记忆中已经消退，可是冷不防——好像脸被刀片割了一样：如此突然，如此难以置信……
“祝旅途愉快！”把护照还给我时说。
对什么都不满意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者们臆想出来的这种侮辱人格的边境检查。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火车，这是富有人性化的交通工具：如果能够及时防范不受旅伴干扰，那么有充分时间梳理自己的思绪，调整好节奏，以便与你所要去的城市的节奏合拍。
车厢里一般比较喧闹。
“你们看，快看，他们拿着一个大耳朵鸟。”
“妈妈，看粉红色的小狗崽儿！”
“什么鸟，什么狗崽，那是猫。”
“不是猫，是鹦鹉！”
“妈妈，我想要小狗！”
“我不放小狗自己到外面去！”
“不，我们在科诺托普里买，那里什么都有，比这里便宜！”
我也忍不住了，和大家一起向窗外观望，在月台上是整个软玩具世界，脸上带斑点的高大的达尔马提亚人，大眼睛的褐色叭喇狗，蓝色大象，各种小鼠，粉色、白色、蓝色的丑八怪，各种猫、鹦鹉、长颈鹿。当地人争先恐后地叫卖着，工厂的工人下班后不得不到火车站来卖“产品”——工厂发给他们产品以代替工资。因此，他们的丑八怪连笑带嚎爬着走，他们的大象会笑，小鼠唱着流行歌曲，而娃娃会用英文说：“我爱你！”好像用俄语说这句话有点难为情。
我和艾迪克的恋情是在9月开始的，那是2000年的秋天。秋日高照，大自然预示着悲剧结局：温暖的阳光洒遍莫斯科，让人感觉像参加嘉年华的狂欢一样，到处飘舞着各种颜色的树叶。然而狂欢还没来得及举行就戛然而止，秋天无情地让位给冬季。我们的罗曼史持续将近六个月，不过，在这期间随时分手的感觉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9月初，艾迪克把一个伊朗人带到我们公司，伊朗人不懂俄语，艾迪克是他的中介兼翻译。
顾客没有敲门就径直走进办公室，艾迪克扫了一眼室内的职员，把目光落在我的身上。他身穿黑色西装，黑色皮风衣，黑色皮鞋。
艾迪克迅速地毫无兴趣地确认了租房条件，读了租房合同，给伊朗人翻译了文件内容，利用间歇时间他走到我的办公桌旁。
那时快下班了。
“累了吧！”
我看出艾迪克并不因为自己身材不高而感到不自在。相反，他那直射的目光刺得我心慌意乱。
“你有喜欢的男人吗？”他没有等候我的回答。
晚上，在他家里我们做爱了，无法遏制的欲望和不善于说“不”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