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6期
青铜器臣谏簋与“邢侯搏戎”
作者：杨文山
【摘要】青铜器臣谏簋铭文涉及到邢侯的“搏戎”，是研究邢国“迁封”之后，援“”抗“戎”战事的重要材料。本文根据有关金文资料和文献记载，就邢侯对“戎”的抵御与“戎”的族属等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试作考述。
西周初青铜器臣谏簋的铭文，涉及到邢国“迁封”之后邢侯的救“”搏“戎”，李学勤、唐云明[１]、沈长云[２]、王冠英[３]及李先登[４]诸位先生均对此器作过考释或论述。本文广集诸家之说，参以笔者管见，除对臣谏簋的器物和有关铭文进行解释外，并结合有关金文资料与文献记载，就邢侯搏“戎”与所搏之“戎”的族属等有争议的问题试作考述。
一、臣谏簋的出土、形制、纹饰和断代
１９７３年３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收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转来的元氏县西张村农民张新爱的信函，即派人对元氏西张村出土青铜器的遗址进行了调查。西张村位于元氏县城南约５公里，村东有一高大土丘，俗称霸王岗，因土丘四周和中部遭到破坏，断崖上暴露出灰坑和墓葬，张新爱等在此挖土时发现了多件青铜器，臣谏簋便是其中之一[５]。据简报可知，臣谏簋的形制为敛口、卷沿、方唇、束颈，腹部偏下鼓圆，圜底近平，矮圈足，颈腹间有四个对称的兽耳将腹部分为四格，耳下附长方形圆角垂珥。纹饰为腹部四格饰象纹，圈足饰变体龙纹（图一）。
关于臣谏簋的断代，诸家多有论及，但意见分歧较大，如：
王冠英先生《邢器铸造》认为：“臣谏簋和邢侯簋不仅形制相同，纹饰相似，铭文内容也有联系，都记载了邢侯的事，因此它们的铸作年代一定很相近。”又说：“从铭文上看邢侯簋和臣谏簋的文字风格也极近，如出一人手笔，这都不应是偶然的因素，很可能器、铭均为同一工匠同一书家所作，因而它们的铸作时代一定很相近。”又引李学勤、唐云明先生意见说：“类似臣谏簋、邢侯簋腹身的象纹，也见于１９２９年洛阳庙坡出土的臣辰簋和卣。臣辰簋、卣，郭沫若同志《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都认为是成王时器。”据此，王冠英先生认为臣谏簋的断代应为“成王时器”。
李学勤、唐云明先生《西周邢国》认为：“臣谏簋是四耳四珥的无盖簋，腹饰象纹，其形制、纹饰均与１９２１年洛阳出土的邢侯簋相同。同样的纹饰也见于１９２９年洛阳庙坡出土的臣辰簋和卣，这几件器物的时代当大致相同。臣辰簋、卣，郭沫若同志《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都认为是成王时器。”但李、唐两先生并未据此定臣谏簋与邢侯簋为“成王时器”，而认为：“邢侯簋是邢侯作器以祭祀其父周公，其年代应略晚于麦尊，可以估定在成康之际。因此和邢侯簋同形的臣谏簋，也是成康之际制作的器物。”
陈平先生《邢侯簋再研究》[６]认为：“李学勤先生将麦尊铭所言封邢侯事定为周公殁后成王后期初封邢侯的记录，将麦尊定为成王后期器，将邢侯簋、臣谏簋定为年代略晚于麦尊的成康之际器，将麦尊、邢侯簋、臣谏簋中的邢侯定为周公之子第一代邢侯，都是十分正确的。”陈平先生在此虽然没有直接明言臣谏簋应为何时器，但就其上述口气看，他是赞同李、唐先生将臣谏簋定为“成康之际器”的。
沈长云先生《铭文补说》认为：麦尊是“康王时的铜器”，铭文中谈到“邢侯返周朝见周康王时，受到了康王很高的礼遇”。又说：“在麦尊之前，这位初封的邢侯自己还做过一件簋，即邢侯簋。”铭文又谈到了“邢侯曾被赋予王朝的政事，而邢侯在接受王命和赏赐之后，又表示自己要……永远臣服于天子，用以主管王赋予王朝的大命”。沈长云先生以上论述虽然也没有直接谈到臣谏簋的断代，但就其所定麦尊和邢侯簋为康王器这一点来看，他也将晚于麦尊和邢侯簋的臣谏簋看成了“康王时的铜器”。
李先登先生《邢器分析》认为：臣谏簋铭文记载“当戎侵扰国之时，邢侯出兵保护国，这既说明邢侯为当时这一地区的方伯，又说明这些国青铜器与邢器有关，可与邢器一并加以研究。”他又说“关于臣谏簋的年代，李学勤先生定为成王”（笔者按：实定为“成康之际”），但“从其形制纹饰与邢侯簋相近而又有别来看，其年代应（与邢侯簋）相近而略晚”。据此，李先登先生认为臣谏簋的断代也应为“康王”器。
彭裕商先生《麦四器与周初的邢国》[７]认为：在元氏县出土的铜器中，“年代较早的大概要属臣谏簋，该器器形、纹饰同传世的邢侯簋。”又说：邢侯簋的“铭文字体较早，所饰象纹也流行于昭世，……故其年代大约在昭王时期。”而臣谏簋的铭文字体略晚于邢侯簋，铭文中有“拜手稽首”，根据陈梦家的研究，铭文中这种语句最早“见于恭王初年的遹簋”。据此，彭裕商先生认为臣谏簋的年代“大致在昭末穆初”。
以上诸家对臣谏簋的断代，归纳起来有四种意见：一是王冠英先生断其为成王器；二是李学勤、唐云明、陈平先生断其为成康之际器；三是沈长云、李先登先生断其为康王器；四是彭裕商先生断其为昭末穆初器。以上这四种意见以何为妥？根据笔者管见，分别提出如下看法：
１、王冠英先生断臣谏簋为“成王时器”，笔者认为是可以成立的，理由是臣谏簋不论在形制、纹饰上，还是在文字风格上，都与邢侯簋几乎相同。据此，既然可以认为邢侯簋是成王器，那么与邢侯簋几乎相同的臣谏簋也应是成王器。笔者认为臣谏簋的铸造时间既然比邢侯簋略晚，那么两器虽然同为成王器，但在具体时间上应当略有前后。按邢侯簋铭文反映的是邢侯的“迁封”之事，笔者曾推定它的具体制作时间为成王晚期之初，而臣谏簋铭文反映的是邢侯“搏戎”的事，其发生在邢侯“迁封”之后，据此，笔者推定它的具体制作时间应在成王晚期之末。
２、李学勤、唐云明、陈平等先生将臣谏簋的制作时间断在“成康之际”，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意见，理由是如果根据这种意见，不论将臣谏簋断在成王之时还是断在康王之时都可以。笔者以前曾提出，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中，就器物断代的时间幅度上应当宁小勿大，凡是可以断在一个王世也可以断在两个王世的器物，就应当将它断在一个王世，因为一件器物的固有铸造时间只能是铸于一个王世，而不太可能铸于两个王世。
３、沈长云、李先登先生所以将臣谏簋断为康王器，似是根据对麦尊、邢侯簋、臣谏簋三器的断代排比推定的。如沈长云先生断麦尊和邢侯簋均为康王器，对于晚于麦尊、邢侯簋的臣谏簋的断代虽未明言，但就其论述口气，可知其对臣谏簋的断代最早也只能定在康王时。而李先登先生断麦尊为成王末年器，断邢侯簋为周成王末年至周康王时器，因臣谏簋既晚于麦尊又晚于邢侯簋，故其对臣谏簋的断代最早也不会超过康王时。
４、彭裕商先生所以断臣谏簋为昭末穆初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由于彭先生对标准器的断代有些偏晚，以此推定邢国诸器就都普遍偏晚，比如何尊是大家所公认的“成王时期标准器”[８]，而彭先生将与何尊相同的麦尊断为昭王器，以此推定晚于麦尊的邢侯簋也为昭王器，进而推定晚于邢侯簋的臣谏簋则必为昭末穆初器。二是由于彭先生过于偏重将相同的铭文语句作为器物的断代标准，而对于相同形制、纹饰、字体作为器物断代标准的重视不足。如臣谏簋铭文中有“拜手稽首”的语句，由于这种语句见于恭王初年的遹簋铭文中，便依此为据，认为臣谏簋与遹簋为相近器物，进而将臣谏簋的时代断在昭末穆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