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萨拉乌苏河遗址旧石器研究史略及浅议
作者：张森水
1960年8月，汪宇平再次到大沟湾调查，在村南的一个小沟湾中发现1件人的顶骨，并在1956年发现石器地点又采了几件石制品，其一为刮削器，另一件为“小圆头刮削器”。此外，主要在大沟湾村南萨拉乌苏河畔的砂崖上发现一些哺乳动物化石，包括犀牛头骨、上颌骨、下颌骨，鬣狗的上颌骨，水牛角和鹿股骨等。
在汪宇平先生看来，这次野外调查最重要的发现是“灰烬遗迹”，做了较细的记述：“灰烬遗迹是几年来唯一的发现。它在遗址的西南角上，砂梁陡坡上面露出一浅灰色砂层。这层砂层向里而逐渐加厚，颜色也由灰逐渐变黑，并陆续出现一些木炭和烧骨。”[13]
汪先生的敬业精神，刻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在1963年共同工作中，笔者深有体会，是我们后学者的楷模和学习榜样。但由于客观原因，如他自己所说：“由于业务水平的限制，本文只就实际所得资料加以初步的叙述，希望中央主管部门早日前往调查发掘；更期待着在这个地区将有更丰硕的发现。”（见[12]）
关于那个“灰烬遗迹”，我与汪先生在1963年考察中对其性质是弄清楚了的，它非萨拉乌苏河古居民之所为。后来看了陈恩志撰的《中国化石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西北卷）引用了汪先生的发现，使我感到有说明的必要，于是在《文物世界》2002年第5期上以“乡土科学家”为题，对“灰烬遗迹”的问题做了说明，顺便也将1956年发现人顶骨化石做了廓清。该文在纪念裴文中教授诞辰100年文集中转载时，删去了这部分内容，现看到《萨拉乌苏河晚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综合研究》中又引用了这个发现，不得不使我想到有再次清本正源的必要。现将载于《文物世界》的拙文有关段落抄录如下：
在这次考察中，裴先生发现其中的第二阶地（高出河水面15～20米），并从杨树沟湾南、红柳河这级阶地上，“于块砾层中发现瓷片一件，为黑釉瓷，可能为元、辽时代者”。说明这一级阶地形成很晚，“不属于萨拉乌苏河系”。令他迷惑不解的是，汪宇平报道的人顶骨化石“出自”这一级阶地。他对此事极其认真，着我去问清原委。我去问汪先生人顶头骨发现的经过，他说是一个小孩发现的，请来发现者，才把事情弄清楚。发现者从距河水面很近的萨拉乌苏组的沙层中捡到这块人化石，带回家，准备等汪先生来时送给他。但他父亲认出是人头骨，认为死人头骨放在家中晦气，要把它抛到河里去，小孩舍不得，求他父亲让他自己抛到河里去，其实是托词，他把它藏在T2堆积被水冲出的一个小龛里，却被汪先生误认为人化石原产于此。若不是裴先生认真，这萨拉乌苏河系几万年前的人化石可能成为辽、元时期人的遗骸，或至少会留下一个疑案。顺便提一下，这次考察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汪宇平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报道过在萨拉乌苏组地层中发现灶坑遗存。此发现，我很感兴趣。到工作地点后，我请汪先生带我去看看。次日，我们去看。遗存在杨树沟湾附近，旁有一棵柳树，稍低于地面有一近圆形的坑，可见灰烬。为弄清其埋藏情况，我采用1／4对角线解剖的发掘方法，开挖不久，就从灰烬中挖出了未烧尽的糜子秆。因为这件事现在还有人在引用，故书此一笔，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2）研究史后期晚段（1978～）
为配合中国沙漠和山地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以下简称沙漠所）以毛乌素沙漠为研究突破口，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对萨拉乌苏组的时代、沉积环境、旧石器文化等方面业绩尤硕。据载，在1978～1979年，沙漠所董光荣等发现了“6件人类化石和一些旧石器时代遗物”（见[2]）。198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参与工作，在卫奇主持下，对汪宇平1956年发现的范家沟湾旧石器地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取得了良好结果。由古脊椎所黄慰文和卫奇做初步研究，发表了《萨拉乌苏河的河套人及其文化》一文，对研究史和地质地层予以简要记述，其中还包括一个哺乳动物化石名录：哺乳动物34种、鸟类11种，还载录发现的人化石18件，对1件下颌骨和1件顶骨做了简单的形态描述。发掘所得文化遗物包括130多件石制品（一些石片碎屑未计在内）、大量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和相当数量的炭屑（见[2]），对石制品的研究较前有所深入。
该文在石制品分类方面，初级产品仅简约提及，石器分类较前详细，先将石器分为三个类型：刮削器、尖刃器和雕刻器，对刮削器再分类，指出“刮削器数量最多，形式也比较复杂，有直刃、凸刃、凹刃和复刃等等”。在加工技术方面，认为“萨拉乌苏（原文如此，下同）石器在打片和修理方法上，一般使用了直接打击和压制两种方法，用间接打击法生产的小石叶和石核在这里没有见到”。修理石器用压制技术是前无记录的作者新见，情况是否属实，尚待试验研究来证实。
该文对碎骨的研究也较前人有所前进，首先把发掘出土的碎骨看作文化遗物的组成部分，是“被猎人们敲骨吸髓后被作为庖厨垃圾而留下来的”。同时还对当时人生产生活方面进行了探讨：“发现的羚羊角有300多个，它们都是从头骨上打下来的，这不仅说明羚羊是当时人们的主要打猎对象，也说明，他们广泛利用羚羊角作为一种挖掘的工具。”
该文至少还有两点较以前研究有所前进，其一是指出萨拉乌苏河石制品虽小，但不是真正的细石器……它和晚更新（世字漏排，系黄慰文在抽印本上加上的）末到全新世早期的中国北方（包括萨拉乌苏地区）广泛发达的细石器（即通常所说的细石器文化）有着严格的区别，后者特有的用间接法生产的小石叶以及楔形、锥状等类型石核在萨拉乌苏石制品中是缺少的；其二是在萨拉乌苏河组合的文化关系研究上深入一步，作者指出：“在文化传统上，萨拉乌苏石器属于贾兰坡教授等提出在华北地区的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或称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在这个传统里，“萨拉乌苏石器又和山西峙峪的最接近，不仅制作方法基本一样，而且许多类型是相似的。”
2003年，黄慰文等发表了《萨拉乌苏河遗址的新材料：范家沟湾1980年出土的旧石器》一文，其标本总量为202件，发掘出土192件，另加沙漠所采集的10件。新的研究最突出之处有三：（1）对石制品原料定性的改变，将原定的燧石改为硅质页岩，石英岩依旧保留，增加了石英，在石片类中给出的原料标本量是硅质页岩18件、石英岩14件、石英6件，其余各类（石核和工具）无具体原料标本量的公布；（2）一改过去对石核石片研究的记述不详，对石片各方面做了详细的测量和分类观察，并详记其结果，对已加工成石器的片状毛坯中的石片和石叶也加以观察，石叶在这个地点存在为首次报告，石核虽做了依形态分类，但记述嫌简；（3）石器分类也做了相当大的调整，改1981年发表的、与步日耶分类相似的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而分成平列的8大类：钻器（将原属尖状器的改属此类）12件，边刮削器9件，凹缺器9件，锯齿刃器7件，端刮器5件，雕刻器6件，微型砍砸器3件和断柄（？）1件[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