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萨拉乌苏河遗址旧石器研究史略及浅议
作者：张森水
【摘要】本文对萨拉乌苏河遗址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历程进行简要的回顾，以史论事，作为旧石器区域考古，无论从石制品类型和技术，或其探源及工业关系的研究，都是向着细化、量化和探索方向发展的，取得了可喜成果。其研究进程大体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发展同步，但研究工作存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该遗址在时代上有若干次变动，这与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主要建立在以第四纪生物地层学的基础上有关。文中还对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引言
萨拉乌苏河遗址处于中国北方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生物地层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时段，影响着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备受前辈和现代相关学者的关注（P. Teilhard de Chardin, Licent, E.，1924, E. Licent and P. Teilhard de Chardin,1925, M. Boule, 1928, et al., D. Black, etc.，1933, Pei, 1937,1939, P.Teilhard de Chardin, 1941, Terra, 1941, 裴文中，1943，1948，贾兰坡，1951，裴文中，1955，汪宇平，1957，1961，黄慰文，卫奇，1981，黄慰文，侯亚梅，2003，等）。
对于萨拉乌苏河遗址研究史，上述诸位学者多有涉猎，惟卫奇（2005）发表的《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考古史》（上、下）[1]论述面颇广。该文言词犀利地提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却进展甚微，特别是关于考古术语的畸形演化，突显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不甚严肃的科学作风。”依卫奇的上述看法，一方面表明萨拉乌苏河旧石器研究“进展甚微”；另一方面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现状的批评，至少在萨拉乌苏河遗址旧石器的研究问题上是相当严重的，遂引起笔者的思考，拟从萨拉乌苏河遗址旧石器研究进程入手，探索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从对历史上发生过的若干事例做粗浅的分析，以史为鉴，实事求是，探讨原委，表述孔见。
二、研究史略
从旧石器研究角度看，萨拉乌苏河遗址群的研究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可称为“合二为一”时期，或“鄂尔多斯工业”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在记述石制品时，将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河遗址合在一起或分别记述，但讨论总性质或时代时合而为一；后期可叫它“一分为二”时期，或名之“河套文化”松绑时期。萨拉乌苏河遗址的石制品组合作为完全独立研究单位，讨论石制品的性质、年代及文化渊源，以质疑“河套文化”一词是否还要使用作为开端。
１、研究史前期（萨拉乌苏河工业时期，1918～1954年）
研究史前期始于1918年或1922年，止于1954年，即从桑志华开始在红柳河（宁条梁地区）从事野外化石的采集开始，严格地说从1922年发现人化石和石制品开始算起，止于裴文中建议停止使用“河套文化”一词。这个时期，野外考察时间不长，研究工作绵延不断，内容涉及工业的技术学、类型学、年代学、文化命名以及文化关系等问题。
萨拉乌苏河地区的野外工作，由桑志华1918年采集哺乳动物化石等标本始。这一年5月25日至6月1日，桑志华以宁条梁为中心开展调查，工作区域主要是红柳河的东支流和西支流，在安边堡东北、红柳河西支流西边近岸处发现了Boro Balgassoun地点，这个地点也成为此后几年工作的重点之一。1920年可能有两次在这一地区工作，其一是5月10日在靖边县东，5月11—21日在小桥畔；另一次，从10月15日开始在定边，考察地点是Boro Balgassoun（3天），在小桥畔也工作了3天（22—24日）。1921年桑志华的野外工作在山东沿海地区，没有在萨拉乌苏河地区做野外调查。
1922年是桑志华在萨拉乌苏河地区工作较长的时间，可能从7月30日（当日在小桥畔考察）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10日。8月2日，第一次出现萨拉乌苏河（Sjara osso gol）这个地点名称，并注明是化石地点（Gisement de fossils），共在这个地点工作了27天，另外两个主要工作地点是小桥畔和Boro Balgassoun。野外调查结果，发现了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德日进在室内研究过程中，在一堆1922年采集到的羚羊牙齿和驼鸟蛋片中意外地发现一颗化石程度很深的人的上门齿”[2]。还有文章报道：“在邵家沟湾河谷底部中发现了石器。” [3]
对于萨拉乌苏河地区第一个旧石器地点发现的时间有不同的记述，一说1922年
（见[3]），另一说1923年（见[2]）。对于其发现地竟有三说：其一如上述，发现于离小桥畔较远的、在大沟湾附近的邵家沟湾（见[3]）；其二在小桥畔附近，“很可能就在靖边县小桥畔村北石王顺的田园附近”[4]；其三在杨四沟湾（黄、侯，2003，见[14]）。
1923年桑志华和德日进在萨拉乌苏河的野外考古调查发掘区还是上一年的那三处，至少从7月30日开始（那一天在BoroBalgassoun考察），一直持续到9月14日，其中在小桥畔工作了6天，在Boro Balgassoun考察了7天。在萨拉乌苏河调查发掘21天＊。其丰富的发现已见诸多篇论文，不赘述。自此之后一直到1956年，没有科学家在这一地区开展野外工作，但仅一例外，即德日进和杨钟健于1931年参加中法西北考察团，顺道到过萨拉乌苏河考察，并采集了一些标本。
与野外工作长时间中断不同，研究工作持续地在进行中，内容涉及文化性质、时代及文化渊源等问题。
萨拉乌苏河石制品研究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特点，即常常把水洞沟的发现连起来论述，无论是1924年发表的简报或1925年的初报，大体都是如此。1925年发表于法国人类学杂志上的论文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萨拉乌苏河遗址不是单一的文化层。文中指出：当时的萨拉乌苏河谷已深达70米,在距高原面15米处发现化石（称之为第5层），化石和石器一直分布到距顶面60米处。在上面是泥沙堆积，下面是交错砂层之间有一化石和石制品非常密集的层位，如同放在桌面上。对于石制品的记述提到它们都很小，除1或2件较大外，200多件标本可用双手捧之。由于发现的鹿角大量只留基部，原作者推测是被人砸碎的[5]。
1928年，全面反映河套地区旧石器研究成果的专著出版，名为《中国旧石器文化》（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6]，作者依姓氏笔划为序：M. Boule, H. Breuil, E. Licent和P. Teilhard de Chardin。全书由步尔作序，第一章地层，撰稿人为德日进、桑志华；第二章古脊椎动物化石，作者为步尔、德日进；第三章考古学，由步日耶执笔。
由于本文着眼点在萨拉乌苏石制品组合的研究史，故对该书的前两章以及第三章里步日耶对水洞沟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做详细的分类和描述，以及对桑志华1920年庆阳发现的简单介绍，记述从略，在这里只录述萨拉乌苏河石制品研究的主要成果，以便于后续问题的讨论。
首先，步日耶把萨拉乌苏河的石制品分成两大类：非细石器和细石器＊。这样的分类实属强勉，这一点步日耶已明确说明：“它们与中等大小的石器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看不出有明显的界线。”（P·122）＊＊笔者为证实这一难分性，对步日耶记述的出自萨拉乌河遗址并被描述的57件标本所附插图依原比例进行测量（测量定位依原插图上下为长度，左右为宽度），其中非细石器有插图12例，细石器插图为45幅。若依长度30毫米作为非细石器和细石器的分界线，前者有4件长度小于30毫米，后者有3件长度大于30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