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忆萧军：侠肝义胆走天下
作者：方未艾
我知道了萧军殴打队长之事非同小可，就去见王静轩向他说明萧军的为人，并说这个事件必须秉公处理，才可避免公愤，以平军心。王静轩认为我说得有道理，答应一定要合理解决。
我见过王静轩后就去重禁闭室，同管理人员讲了总队长王静轩的意见。管理人员同意我给萧军送衣送物，过了两天又准我进入禁闭室同萧军见面、谈话。
有一次我去看他，发现他在禁闭室的墙上题了不少愤世嫉俗、恨天怨地的诗句。我担心坏人借词诬陷扩大事端，全给抹掉了。他认为我未免胆怯，说：“不平的事情，不平的感想，不能斗争解决，再不说出来、写出来，闷在心里，就令人怒火中烧、神魂不安。只有慷慨激昂地说出来，痛快淋漓地写出来，才得心情舒畅，感到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他说得很对，可是那时是军阀统治时期，不容人说，也不容人写。否则，轻的要遭受灾难，重的还可能要丧失生命，我不能不为他着想。
总队长王静轩是山东人，幼读经史，精通诗赋，清末时期屡试不第，民国初年才弃文就武。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即在东北军中从事教育工作。他为人忠诚耿直，急公好义。在我同他谈话以后，他又找萧军亲自谈话，认为萧军确实是一位大有作为的人才，决定不以军法从事，禁闭一时，记过一次就算了结。
但是，那个后来成为日本走狗、号称“东洋溜”的朱世勤却不肯善罢甘休，串通了校本部一伙人，开除了萧军学籍。
萧军离校以前同我商量，认为军校不讲真理，没有留恋的必要，让我同他一起离校。当时我想的是还没有拿到军校的文凭便没有同意。萧军离开学校后在城内故宫旁边一家旅馆住了不久，就被东北军二十四旅旅长黄师岳请了去，委为驻扎在昌图县部队的军士训练班的准尉见习官。
九一八事变
萧军走后，东北陆军讲武堂举行毕业典礼，我被分配到沈阳东北骑兵训练总监部，任中尉见习军官，后又被调到洮南洮辽镇守使署参谋处任上尉参谋。
我在郑家屯和在洮南工作时期，萧军已被殷葆忱调到沈阳东北宪兵教练处担任了武术教官。我们经常通信，我还去看望过他。他那时由王宜之介绍认识了地下共产党员、平旦中学语文教师佟英翘。佟英翘常同萧军研究旧诗，常给他一些共产党刊物阅读学习。我去看望萧军时，他介绍我认识了佟英翘。
1931年夏暑假时期，舒兰东北军六十六团第二营营长马玉刚函请我去他的营部担任营附，我写信同萧军商量，他同意我去。我就在洮辽镇守使署请了长假，到了沈阳，住在萧军家里。我在萧军家里停留多日，同佟英翘经常会晤畅谈。
我去吉林舒兰时，萧军暑假未完，便送我同去。他以前到过舒兰，经王宜之介绍，已经认识了马玉刚并结为朋友。我们到舒兰就住在马玉刚处。马玉刚是辽宁省台安县人，和我同乡，他也是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又和我们是先后同学。3个新交旧友聚在一起度过了20多天的愉快生活，萧军才告辞回到沈阳。
九一八事变后，萧军在沈阳东北宪兵教练处发动学兵反对日寇要打游击战未成，就离开那里到沈阳工业区住在一位熟人朱树屏家。他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在朱家避难的少女董孟敏。他以后写的一个短篇小说《桃色的线》中的所谓敏子姑娘，就是这位多情的少女董孟敏。
萧军来到舒兰，同马玉刚研究策划，领部队进行抗日。他先让我到哈尔滨同中东铁路护路军司令丁超、东北军十六师师长李子铎、东北军三十四团团长冯占海进行联络。我在哈尔滨见到了丁超、李子铎，在阿城见到了冯占海，他们都主张要马玉刚一营队伍向北转移，集中兵力共同抗日。当我回到陶赖昭，同随从乘马回舒兰经过榆树的途中，出乎意外，竟遇到萧军和马玉刚带着家属，还有一名军需长和两名连长、五六个士兵，坐着两辆大马车，正在迎面迅速前进。萧军向我讲起在舒兰组织抗日失败的经过。他说，有一个被马玉刚撤掉的营附叫刘玉林，给熙恰当过随从，熙恰投降日寇后，就派刘到舒兰部队中进行劝降活动。有两个连长同意投降了，被查知后，本应将刘玉林和两个连长枪毙或逮捕。可是马玉刚没有同意，以致两个连长又串通另外两连的士兵宣布公开投降，逼着马玉刚离开了部队。萧军认为马玉刚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不堪与他共谋大事。
我和萧军、马玉刚带着家属乘火车去哈尔滨，军需长和两个连长带着士兵就坐车骑马奔阿城，投冯占海部队去了。
我和萧军都是第二次来哈尔滨。
我在阿城见到了团长冯占海，在宾县见到了营长徐俊武，他们都让我回哈尔滨给他们部队做联络工作。我在这个部队工作过，许多军官还都认识，在他们去拉林仓迎击日伪军时，我就回到了哈尔滨在部队担任联络工作。先是住在马玉刚家，以后又住到萧军家。
在这时期，萧军写了一篇小说《暴风雨中的葩蕾》，揭露了日军侵占沈阳的暴行。他把这篇稿投给了哈尔滨《国民日报》。我写了一篇小说《九一八之夜》，描写了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在不抵抗指令下奋起抗击日寇的英勇事迹，这篇稿投给了哈尔滨《东三省商报》。我们的稿都先后发表出来。
有一天，我在道外正阳大街遇见了在台安县高等小学校读书时的同班同学黄仲庵。他说在台安县高等小学校教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因为组织被破坏，来到哈尔滨，经同志介绍才去安达教书，还把名字改成了黄吟秋。他是我最知心的同学，曾和我结为盟兄弟，所以一见就无所不谈。
有一次我去看黄吟秋，在那里遇到了金伯阳,黄吟秋介绍说：他姓杨，名朴夫。可是后来我和金伯阳经常来往以后，他才告诉我说杨朴夫是他的化名，他本来姓金名永绪，是旅顺人，自幼在日本设立的学校读书，以后进工厂当了工人，开始参加了革命工作。
金伯阳那时有二十四五岁，鼻直口方，剑眉星目，肩宽胸阔，魁伟强壮，是一位英俊有为的青年。他不仅平易近人，而且和蔼可亲。萧军同他认识以后，知道他具有革命的思想，也愿意同他接近。金伯阳常到我们的住处看我们，有时我们不在，他就留个纸条写上杨朴夫来访。
那时候，我和萧军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除了看书学习，写些文字以外，就去道外南七道街国术馆练练拳脚，习练各种兵器。当时常在国术馆练习武术的，有两位武术教师，几个爱好武术的青年和一些学习武术的学生。我们每次去都和这些人接触，在一起练习、研究。日子多了，他们都对萧军武术的精深纯熟表示敬佩。有一个姓董的学生，住在道外二十道街，知道萧军住的一间房屋很小，生活上有诸多不便，于是说他家有两间闲房出租，可以搬到那里去住。萧军看了表示满意，就把家从北七道街迁到了二十道街。
国破家亡，重拾笔杆
1932年春节前夕，2月5日，汉奸带着伪军给日本侵略军当先锋，由南面攻到了哈尔滨的近郊。黎明时，金伯阳带着一捆油印宣传品邀我同去前线给冯占海抗日部队散发。我们到了第二道防线时，第一道防线已经开了火。找到第二道防线指挥所，见到了营长徐俊武，我们打开宣传品，他看是中国共产党《告东北同胞书》和反日会的《慰问抗日将士信》，于是留下两张并令传令兵送到战壕散发给士兵。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不少往前线送饭送水的人，还有扛着担架到前线去做救护的人。在走到道外正阳大街时，街上车马行人都不见了，商铺、人家都关门闭户，空荡荡的一条大街，只有一家日商药房的门上伸出一支长竿，挂着一面红心白边像膏药幌子似的旗，低垂着微微飘动。我们去看黄吟秋，他正忙着刻蜡板，准备印刷传单。
我们和他印完了传单，就谈起了前线抗日部队的情况。士兵不惜牺牲，都在为国为民英勇战斗，可是将领们却都想保存实力，到了一定时机，他们可能就要指挥退却。我们正议论着，前线的枪炮声果然逐渐稀少而沉寂了。中午的时候，就有不少抗日部队纷纷穿过大街向江北转移。下午，我们站在楼上窗前，就看见一队一队的日本侵略军排着队伍，扛着乌黑的枪支，露着白森森的牙齿，毫无阻挡地踏进了哈尔滨的大街。我们每个人都在看着，心里充满着怒火，可是手无寸铁，徒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