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忆萧军：侠肝义胆走天下
作者：方未艾
哈尔滨沦陷后，一些抗日部队转移到各县进行游击战。萧军感到在被占领的城市进行抗日活动，不如去打游击，他准备走。他的家属同他发生了矛盾，萧军决意动身先走开。从此，他们就断绝了关系。
后来，萧军认为拿起枪杆子作战与拿起笔杆作战，对救国救民、做事做人同样重要。因而决定拿起笔杆。于是，萧军在哈尔滨开始了艰苦的文学生涯。
为了在一起研究写作，萧军不再在二十道街单住，而来客栈同我住在一起读书写作。他写的几篇散文在《国际协报》发表了，我写的几篇杂文在《东三省商报》也发表了。在写作上，我们增加了信心，可是在生活上却发生了问题，钱花光了，卖衣物的钱也日渐不足需用，不仅欠了客栈的店费，还欠了煎饼铺的饭费。正如萧军在《桃色的线》中所写的，就连一件缝有桃色线的可纪念的毛衣也不得不送入当铺换钱了。
1932年的春天来了。《东三省商报》副刊编辑陈稚虞和《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发表了我们几篇文章，知道了我们的住处。陈稚虞先来看望我们，接着裴罄园也来看望我们，他们都看到了我和萧军身陷困境。裴馨园回去之后，让他妻弟给我们送来5元哈洋，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这是萧军文学生涯第一次收到的稿费，也是他文学战斗第一次获得的胜利品。
陈稚虞和裴馨园开始给我们介绍了文艺界一些人士。裴馨园同几个人集资在道里三道街头开了一个明月小饭馆，所做饭菜每份价格以一角钱为限，人们都称它为“一角钱小饭馆”。经他们几个股东商量，请我和萧军到他们小饭馆去食宿，不用花钱，白吃白住。我们感到这是一种可羞愧的寄食生活，但盛情难却，就决定先去住些日子，再想办法离开。
我和萧军搬去以后，白天在附近公园的长椅上读书，写作；黑夜时将饭厅的两个餐桌并在一起作为睡床。清晨顾客来了，得要早起；晚间顾客不走，还得晚睡。每天一角钱的饭菜，吃是能够吃饱。每夜睡觉，由于顾客早来晚走，总是睡得不足。这样生活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都离开了那里。
陈稚虞到《国际协报》担任俄文翻译，他介绍我到《东三省商报》接任了他的副刊编辑，我就搬到了《东三省商报》馆。裴馨园这时也介绍萧军去《国际协报》担任专访，协助编辑副刊，萧军就搬到裴馨园家，他们工作在一起，食宿也在一起。
从此，我和萧军才都有了安身之处，开始了又写作、又编辑的生活。
救助萧红，投身革命
《东三省商报》的社址在道外十四道街，《国际协报》的社址在道里新城大街。萧军来看我，我也去看他，坐电车得30分钟，步行得一小时。我们相聚的时候少了，在一起研究文学、研究写作的机会也少了。
这年7月，萧军认识了困在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里的萧红，又介绍我也认识了她。我们读了她写的新诗，看过她绘的图画，听了她谈的遭遇，发现她具有文艺才华，对她的处境很同情。我们常去看她，给了她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尽可能的援助。
萧红是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的初中班毕业生，考入了北京女师大附中高中班学习，回到哈尔滨住在旅馆，欠了店费，向亲友求援，都无反应，以致被困。她看到报纸副刊上有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的故事，就给报纸副刊写了一封信叙述自己的困难处境。她说我们能去看她，比她的至亲好友都关心，她衷心地感激。
8月，松花江水暴涨，冲破了哈尔滨道外的堤坝，十六道街附近成了一片泽国，房屋被淹，灾民逃难。东兴顺旅馆两层楼房底层被淹了，萧红乘船离开，在道里裴馨园家找到了萧军。他们开始生活在一起。我为祝贺他们偶然的结合，曾把他们写的诗文在我主编的副刊《原野》上出了一期专号。他们先是住在裴馨园家、欧罗巴旅馆，以后搬到萧军担任家庭教师的商市街25号院内，西厢房北头两间很矮、很小、很暗的耳房里，正式建立起小家庭的生活，萧红写的《商市街》一书中描绘过这时的生活。
这时陈稚虞兼任了国际协报社副刊编辑工作，介绍我去担任助理编辑。9月，我离开了东三省商报社，像陈稚虞一样每月有了工资待遇。
10月的一天晚上，黄吟秋和金伯阳到我住的单身宿舍来找我。他们向我宣布：经他们介绍，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我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以后，我的一切都要听从组织分配。
在日伪残酷统治时期，为了避免发生意外，革命同志之间的联系经常都是采取直线联系，那时我和黄吟秋、金伯阳就是这种直线联系。但是为了学习，为了工作，有时也发生横的联系和接触。那时，我和金剑啸、赵一曼、吴健、罗烽、舒群、李文光以及由外地来到我的住处临时住宿的一些不知姓名的同志，就是这种横的联系。
萧军先是同黄吟秋、金伯阳有了联系，以后同金剑啸、舒群、罗烽、侯小古有了联系，又参加了党领导的维纳斯画会、星星剧团以及文艺刊物，同党组织也有了联系。但是谁也没对谁讲做了哪些工作。
一次，我去商市街25号看望萧军，萧军不在。萧红正在用铁笔在蜡纸上为党的刊物《东北民众报》刻插图，是以金剑啸画的两幅漫画作为底稿，一幅画的是几个日本兵举着火把，正在点燃农民的房子；一幅画的是一个日本兵扯着一个年老的农民向燃烧的火海里推，都是描写日寇在农村归屯并户的暴行。这时我才知道萧红不仅参加了党领导的画会、剧团、文艺刊物，还参加了党报工作。
1933年春，裴馨园担任了《哈尔滨公报》副刊编辑工作。这年夏天，萧军担任了长春《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的组稿工作。萧军和萧红除在这两个副刊上发表文章以外，也在我编的《国际协报》副刊发表文章。
萧红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是我在1933年元旦《国际协报》副刊新年征文版中发表的。萧军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涓涓》，是1933年春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上初次连载，因为总编辑王公磊提出意见而没有载完。萧军和萧红以后在《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的作品，主要是他们写的一些杂文。
这个时期我和萧军都是在独自写作。在生活方面，他住在学东供给的房屋，同萧红过着爱侣的生活。我住在报社租用的宿舍，过着独身的生活。他的收入靠稿费，我的收入是靠工资，是和党内的同志多人共用，生活都困难。我知道萧军为了生活需用，从不向人开口借钱，而我那时为了给游击区负伤的同志买药，还曾两次按3分利息负过外债。
我们那时虽然不常住一起，但一有闲暇，他就来找我，我也去看他。在春夏季节，常到公园、江边散步，去太阳岛游泳、划船；在秋冬季节，常到牵牛房会友畅谈。
这年9月，萧军和萧红准备自费出版《跋涉》小说集，可是印费成了问题，一些好友如舒群、罗烽、白朗、金人、杨朔、白涛、裴馨园、冯咏秋、黄稚明，都出力、出钱支援才使《跋涉》得以付印。10月，萧军正忙着印刷，我经组织决定去苏联学习，忙着出国。我临行前去看他，只看到萧红，没能同萧军告辞就分别了。
“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和萧军这一别，几乎有20年才又重得相见。
青春期远路，相见鬓如霜
1951年，我在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任教，并兼任市中苏友协负责工作。萧军已到北京，在北京市文物组任研究员。这年暑假时，萧军携儿子萧鸣来青岛相会。18年未见，又得重逢，都已年近半百，两鬓如霜，久经风雨，饱经沧桑，畅谈一些往事，不禁无限感慨。
青岛是世界上有名的旅游名城、避暑胜地，萧军那时正在写作《五月的矿山》，我正在编译俄文文法讲义。我们每天午前在家写作、编译，午后就外出、观光、游泳。
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吕荧，是江苏省南通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他爱好文学，精通英语、俄语。他写过一本《祖国的花朵》歌颂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译过一部《叶甫根尼·奥涅金》介绍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写的著名歌剧。他为人倔强耿直，热心教育、崇尚正义、坚持真理。他与萧军早就相识，这时常同萧军会晤，在海滨一起游泳，在庭院一起练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