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忆萧军:侠肝义胆走天下

作者:方未艾




  
  1925年9月,在吉林江南公园农事试验场展览室,我和萧军偶遇。那时我19岁,他18岁。他给我写了一首订交诗:“男儿处世要天真,莫作登台傀儡人。疑友莫交交莫弃,相怜不过慰风尘。”这次相遇使我们结为知己。
  
  见义勇为 患难相助
  
  我因为在公主岭日本农业专科学校响应“五卅”反日运动,领导同学罢课游行,逼得日本校长自杀,避难到吉林城,投入了卫队团步兵营当了文书上士;萧军因为在长春商埠小学校反对蛮不讲理的体育教员,被学校开除,谋生到吉林城,投入了卫队团骑兵营当了见习上士。我的学名是方玉书,这时改为方靖远;他的学名是刘鸿霖,这时改为刘吟飞。他称我为靖远兄,我称他为吟飞弟。
  我在步兵营常接近的副营长胡延祯是北京旗人,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萧军在骑兵营常接近的是一位先是文书上士以后升为书记长的罗炳然。
  萧军自幼听祖母讲过杨家将、呼延庆打擂的故事;听四叔说过《大隋唐》、《瓦岗寨》的鼓子词;听他五姑唱过《樊梨花三下寒江》的皮影戏。读书识字后又读了《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和一些精忠列传、武侠奇观。在他的心目中,对历史上的一些除暴豪杰、仗义剑侠、民族英雄、爱国志士都十分钦敬、非常羡慕。他从10岁时就寻师访友、勤学苦练传统的各项武术,挥拳抡棒、使刀舞剑,想成为当代的豪杰、剑侠,当代的英雄志士。所以他在骑兵营入伍时,不但改名为刘吟飞,又起了一个别号叫“辽西醉侠”,还把别号刻在一个方形石印上,用朱砂印泥,打在自己的藏书上,写在字画上和书信上。
  1926年夏天,有一天午后,我、萧军还有胡延祯在吉林商埠地大街上一个西瓜摊前吃西瓜。我和胡延祯吃完了,到一家商店去买东西;萧军还没有吃完,没有离开。这时离他不远处,有一个警察痛打一个洋车夫。打完了还要洋车夫跪在街旁示众。萧军看到非常激愤,就上前制止。警察看他穿着便衣,又年岁不大,于是满不在乎,毫不理睬。萧军忍无可忍,就将手中的西瓜皮打在警察的睑上。警察大怒,向他动武,他就用扫堂腿一脚把警察踢倒。路人看见了,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喊“打得好”,那个被打的洋车夫也向他表示感谢。
  那个警察羞愧地爬起来,一面跑开一面吹起警笛。很快招来几个警察,将萧军围住,让他到警察派出所去理论。我和胡延祯从商店出来,看到几个警察把萧军带往警察派出所,就知道发生了事故。胡延祯忙到商店给营部打电话调兵前来支援,我就急着去警察派出所。
  所长听我讲了萧军的身份,惊恐得急忙向警察们喊道:“你们不要再打了,我们军警是一家人,真是误会,误会。”几个挨了打和还没有挨打的警察,就都住了手,闪到一边。所长向我表示抱歉。他见到胡延祯来了,我告诉他,这个人是卫队团的胡副营长,他便向胡延祯请求原谅,还不住地说:“有罪,有罪。”
  这时派出所大门口站满了人,一队士兵手提着步枪快步跑来,包围住派出所。所长吓得不顾一切地跪在胡延祯的面前,请求饶恕。萧军对胡延祯说,我们已经把几个警察教训了,只要他们以后不再虐待百姓、打骂百姓,就饶了他们算了。胡延祯听后,对萧军说:“既然你这样说,就不用把他们带走了。”
  警察所长听完胡延祯讲的话,就马上站起来,向萧军立正敬礼,表示感谢。又命令几个警察站成一行,为我们肃立送行。
  1928年,我和萧军先后考入东北陆军第六期军士教导队。
  当时东北军事政治训练班学员叶开是上海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地下共产党员,在地下反帝大同盟担任领导工作。叶开常把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关外》以及反帝大同盟的刊物、宣传品不断地送给我们。这是我和萧军第一次接近共产党人,读到共产党的刊物,但是对共产党还是知之甚少。
  12月,各队规定的军事课程学完,经过考试已经结业。各队同学都要求印发同学录,我被选为参加这项工作。这时有人提议应该组织同学会,以便将来分配到各部队工作,可以经常联系、互相帮助,大家决定由我起草同学会组织章程。
  一天深夜,我正在宿舍酣睡,中队值星官孔庆田、总队副官刘克武将我唤起,让我穿好军装,将我押送到总队部一间办公室。那里已经有9名被押送到的各队同学。
  萧军知道了我被捕后,将我的衣物、书籍加以整理,把我还保存的共产党刊物和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品以及还没有起草完的同学会组织章程全部销毁。他又找中队长王冠儒、大队长张学骞询问,为什么将我逮捕。王冠儒和张学骞都说不清楚逮捕原因。他又去找总队副王瑞华询问。王瑞华说是中队里有人写了黑信,密告被捕的10名同学都是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活动。萧军当即向王瑞华证明我并不是共产党员,愿以生命担保。
  
  萧军又去找东北宪兵教练处教官殷葆忱设法营救,不断给我送去衣物和钱,几次要求接见都未得到准许。但因宪兵分队长是他在宪兵教练处学习时的助教,所以我受到了特别待遇,提出看守所,住在宪兵宿舍。宪兵中有萧军的同学,有时给我传递消息。一次萧军去送衣物,他的一位同学有意同萧军在宿舍窗外谈话,让我们隔着窗上玻璃彼此见面,听到声音。
  萧军同王宜之、孙东垣还去求过东北军二十四旅旅长黄师岳。黄师岳是王宜之的好友、孙东垣的同学。他知道了我被宪兵司令部逮捕的情况,表示很同情。一次,黄师岳去见张学良汇报工作,他就讲了宪兵司令部逮捕军士教导队、讲武堂候补生队10名学员的事件。
  那是1929年2月,张学良正在病中。当黄师岳对他讲了宪兵司令部逮捕了他的10名学员的情况以后感到惊异和气愤,马上打电话责问陈兴亚和王瑞华,给以申斥,令陈兴亚迅速送去两名被捕学员,由他自己问明处理。
  当天午后,陈兴亚令雷恒成将我和张寄千同学从宪兵分队集合到宪兵司令部,用小汽车由雷恒成陪伴送到大南门里大元帅府。张学良在他的东花园一个客厅里接见了我们。
  我们对他真实地讲了我们编印同学录、合影、聚餐的经过,也讲了组织同学会的意义是为了能够精诚团结,在张学良的指挥下,更好地保国卫民。我们诚恳地讲了实情,他表示满意。
  张学良穿着便衣,身体软弱消瘦;精神颓废萎靡,坐在沙发上,几乎是半卧在那里,有时还合上双眼,似乎要睡的样子。当听完我们讲话以后,他才挺身端坐,聚精会神地对我们说,关于10名同学被捕的事情以前他是毫无所知。现已查明,这个事件是陈兴亚被坏人所骗造成的冤案,罪在陈兴亚身上。他最后还对我们讲了几句安慰话。我们在雷恒成陪伴下从大元帅府回到宪兵司令部时,那8位被捕的同学已经集合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一同回队。逮捕我们时是用5辆小汽车、10名宪兵,现在释放时是只用一辆大包车,一名处长跟随。
  这天晚上,我和萧军在北大营南门外一个小酒馆里开怀痛饮,热情畅谈。我们的友谊史上又增添了珍贵的一页。
  1930年夏,我们在军校规定学习的军事课程已经学完,经过考试准备举行毕业典礼后,就分配到各部队担任军职。各队都不再出操、上讲堂,只在校外进行战壕作业、掩体工事。一次,炮兵队挖掘炮兵掩体工事回来,经过步兵队战壕作业地区,炮兵队同学与步兵队同学由于某种误会发生了口角,步兵队队长朱世勤不但辱骂殴打了炮兵队的同学,萧军上前制止时,朱世勤还要动手殴打萧军。萧军不能忍耐,抡起手中的铁锨向朱世勤的头顶劈去,幸有一位同学猛地推开了朱世勤,才没有把朱劈死。朱吓得转身跑到拴马处,爬上马就逃走了。
  朱世勤逃回军校,向总队长王静轩报告了萧军用铁锨劈他的经过。王静轩听了非常震惊,认为学员殴打队长是违犯军法的严重事件,当即派人查明,把萧军关押到军校的重禁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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