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忆萧军：侠肝义胆走天下
作者：方未艾
山东大学教授、诗人高兰，文学家萧涤非也与萧军相识，虽不常往来，也曾备餐邀请，旧情未忘。
萧军和他的儿子萧鸣在青岛停留40多日，临行前，他在一张宣纸上题了一首诗留念：“青春期远路，相见鬓如霜。留得丹心在，山高水自长。”
1952年夏，出版总署召开全国第一次翻译工作会议，我被邀为代表参加。当时我住在出版总署招待所，萧军每天下班以后都到招待所和会场去看我。
有几次，我应萧军之邀，住在他的寓所银锭桥西海北楼时，总是谈到深夜仍不肯睡去。他谈到在上海时，怎样同鲁迅先生通信、见面，得到鲁迅的帮助和教育的经过；他怎样能在上海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经过；他怎样同萧红在一起生活以及同文艺界一些人士的关系。他给我看了鲁迅先生给他写的50多封信。每封信写的关于人生世故，都像良师对待学生那样谆谆教诲、告诫。他谈到在延安时，他怎样会晤了毛泽东主席，他们怎样谈问题、写信，得到毛泽东的知遇和爱护的经过，怎样参加鲁迅研究会和文艺座谈会的经过以及同党中央一些干部的关系。
他给我看毛泽东主席给他写的10封信。有一封信说萧军是极坦白豪爽的人，同他谈得来，劝萧军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强制省察自己的弱点，才有出路，才能安身立命。还谦虚说，深恐交浅言深，无益于他。其他信上还谈了许多重要问题，让他了解，能够正确对待。每封信写的关于人与人、人与政治的关系，都像同志与同志那样热诚关心、亲切诱导。
在我离开北京回青岛时，萧军到前门车站为我送行。火车开动了，我从车窗望去，看他在站台上，傍着火车快步前行相送，直到火车加速行驶，他才停住脚步，立在那里还在向我招手。我在车上看不到他的形象时，心里也不禁依依而又黯然。
1953年夏，高教部召开全国俄文教学会议，我又来到了北京。这时我住在高教部招待所，萧军也常去看我。
当时萧军的一些旧作和一些新作，由于各出版社都不给他出版，他就将这些旧作和新作的原稿，用一辆三轮车载着送到国务院，交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交给了文委审查。文委审查后作了4项决定：一、萧军的旧作《八月的乡村》、《过去的年代》，新作《五月的矿山》都可以出版；二、萧军仍是作家；三、给萧军安置工作；四、希望他写一检查，以便澄清过去的是非。
这时的萧军一家，两个儿子、4个女儿都住在一位同乡借给的一个小院的一所房屋。银锭桥西那座海北楼的几个房间，则作为他的书房和写作间。在高教部开完会以后，我在萧军处就尽日地同他呆在这书房和写作间。他在文物组研究古代文物，也很喜爱古代文物，以后他得到平反，人称他是“出土文物”，他也自认不讳。
我准备返回之前，萧军让我看了当时北京市彭真市长给他写的两封信，信上热情而又诚恳地关怀他的工作和他一家的生活，希望他高瞻远瞩，为国、为民、为党更好地努力工作和积极写作。萧军说，我以前在抚顺是过着劳改似的生活，能够来到北京，安居乐业过着自由的生活，多亏彭真市长对我的关怀，给我分配了住所，还安置了工作。我对彭真市长表示由衷的感激。
欢聚几天以后，我回青岛时萧军又亲自到车站送行。我们以为后会不难，却都没有想到这次一别，竟达25年之久，各自的处境都在不自由中，只能有时通信，却不能见面。我们虽不怨天尤人，但彼此心中存着这样的友谊，怎能无痛?
十年浩劫，生死未卜
1954年春，萧军由人民银行寄来100元人民币，我不知道这笔款是做何用。过了几日我接到了他的信，说他的几本书都已出版收到了稿费，汇来这笔款是请我和王采南带着4个儿子、一个女儿，在最好的饭店吃一桌酒席，为他几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我那时在学校，每月的工资和稿费约近200元，经济上并没有问题，我想给他寄回，又怕辜负了他的盛意，也就只好全家人在饭店吃了一顿饭，还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祝贺。他接到信后，寄来一本精装的《五月的矿山》、两本精装的《过去的年代》让我留作纪念。虽然这都是小事，可是我却感到这些小事都是人间难得的一种友谊的表现，使我难忘。
1955年，胡风案件发生，我被认作是胡风分子，先在山东大学隔离审查，经过内查外调，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又被认为历史有罪没有登记，判处有期徒刑5年。初在李村机械厂教文化课，后在济南科技研究所翻译资料，直到1960年期满才释放就业。在这期间我和萧军既不能通信，也不能见面。他知道我被判罪后，认为处理过“左”，曾多次向山东司法部门为我申诉不平，终未得到改判。
1962年，我被下放到辽宁桓仁，没有安置工作，我以鱼樵、妻以针织为生，这时我才得同萧军通信。他那时每月收入百元，九口之家，还按月给我接济10元或15元，又经常寄信寄书，给以物质帮助，又给以精神安慰，正有如所谓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我被当做全县头号大毒草，“中央文革”特派专员成立专案组，将我隔离，交代自己历史，证实别人材料，最后是遣送下乡，参加农业劳动。萧军一家老小如何，我是毫无所知，我的一家老小如何也不能写信奉告。直到1976年过后，才互相通信，得知都还健在。1979年春，我恢复国家公民资格，这时我的家由桓仁迁到本溪，我首先想看望的是萧军一家。
义重情深有几人
1979年夏，我到了北京。当我走进海北楼的院内时，看见萧鸣正挑着一担水要上楼，他认出了是我，惊呼了一声：“方伯伯您来了！”就紧忙放下担子，引我上楼。
我走上当年曾经多次走过的已经老化但还很坚固的木制楼梯，到了楼上，萧鸣拉开他父亲经常接待客人的房间的门，萧军正坐在沙发上读报，听到门响，举目一看认出是我，迅速放下报纸，急忙站起迎上前来。我们激动得紧紧拥抱。
我第一次看到他激动得竟两眼充满了晶莹莹的泪珠，我也觉得鼻酸，两眼湿润起来。我们拥抱多时才放开双手，他扶着我一同坐在沙发上，第一句话就说：“真没有想到我们还都能够活着见面！”然后又叹息说，“这么多年了，我们彼此的遭遇真是一言难尽！”他看了看我的身体又说：“我们没有被迫害死，身体还这样健康，真不容易，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现在亲人们都好，国家也有了大好形势，这就是人民的胜利，我们的幸福啊！”
这时萧鸣送来茶水，拿来点心，我们就一边喝茶吃点心，一边谈起来。他说，他已经平反；我说，我已经被解放。他很少讲在十年动乱时所遭受的痛苦，我也不愿多谈在十年浩劫时所遇到的艰辛。两个人还都是一样想法：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只有努力争取现在与将来。
自从1953年我们分别以后，我们都在难中。他们一家也没有平安，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时，萧军进了牛棚，家中文物全被抄走，所住房屋也被强占，还祸及全家。萧军被毒打批斗，大儿子萧鸣被打得昏死过去，送到火葬场险些被火化。二女儿萧耘在学校被开除公职，小女儿萧黛被迫害致死。其余几个子女，初在街上流离失所，后又全被遣送下乡。
“四人帮”被粉碎后，只退还了两个房间，还不到十几平方米，9个人居住，有的子女还在乡村没有回来。这样悲惨的遭遇，一家人的生活如何，不言而喻。萧军本人也受过不少折磨，对此并未耿耿于怀。十多年来，他写出了800多首诗、30多万言的小说，还给萧红书简和鲁迅先生书简作了数十万言的注释。他指着案上新购买的一些《新文学史料》说，“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就刊在那上面，许多人读了，知道萧军又回到了文坛，都来拜访看望，都在写信问候。那些书就是要赠送给这些关心者的。
萧军问我家人的一些情况，我说，5个儿女都已结婚，都有了子女，都有了工作，只是自己还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