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一个“文学人格学”的雏形
作者：金 梅
侧面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1981年9月，他在《读柳阴诗作记》中说：
……在中国，强调一面，总要渐渐走到它的反面去，虽圣贤豪杰之士，亦所不免。诗中有我，但如果把我神化，不断扩张自我意识，以自我为中心，观察一切，判断一切，并且不断神化自己的天才、灵感、胆量，渐渐也会出现一种很不健康的症状。这种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为神化自我，看来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追求。实际上这是一种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众之外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幻灭过程。
九年之后，孙犁在《庚午文学杂记》的《作家与道德》一节中说道：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说，创作是不满足的补偿，是不幸的发泄，是忧患之歌，希望之歌。历来文章，多愁怨悲苦之辞。创作本身，对作家来说，是一种追求，一种解脱，一种梦幻。
但是，个人的愤世嫉俗，是一种狭隘的感情。孟子曰：“伯夷隘。”隘就是狭隘。对历史上的卓异之士，作如此严格的批评，孟子自有其宏观的理解。
人生与文学，有时是祸福相倚的。人在写作之时，不要只想到自己，也应该想到别人，想到大多数人，想到时代。因为，个人的幸与不幸，总和时代有关。同时，也和多数人的处境有关。多想到时代，多想到旁人，可以使作家的眼界和心界放得宽广。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近十年间，孙犁之所以如此强调作家要与时代、与国家、与民族、与群众命运相连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他从这一时期的阅读中感觉到，某些作家诗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太突出了，以致在生活和创作中，出现了诸多“不健康的症状”。
作家的“用心立意”和“站立的位置”，对其所负的社会职责，关系至巨。这里说的“用心立意”，是指作家的写作态度和终极目的。孙犁在1981年10月所写《小说是美育的一种》中这样说道：
小说属于荚学范畴，则作者之用心立意，首先应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古代作者，无论是处于太平盛世，或是乱离之年，他们的吟歌，大抵是为民族，为国家，为群众的幸福前景着想。用心如此，发为语言文字，无论是歌颂、悲愤、哀怨、悲伤，从内容到形式，都出自美和善的愿望。相反，在“四人帮”祸国时期，他们的御用文士，所作文章，虽貌似卫道，充满子曰诗云，但从中不会看到一点美好的东西，他们所作的小说，是坏人心术的，败坏道德的。
有感于80年代初期已经出现，后又愈演愈烈的粗制滥造、低级庸俗的创作现象，孙犁接着说：
自创作繁荣以来，美的小说，固然很多。但不给人以荚的感受的，也实在不少。形式上的离奇怪异，常常伴随淫乱、谋杀、斗殴、欺诈的内容。有人说这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想，有时也可以说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
三年多以后，孙犁又在《给某刊编辑的信》中说：
如果是谈艺术，我觉得任何艺术，首先要向作家要求的，是严肃和认真。艺术揭示人生的画面，传播人生的知识。世界上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这种艺术也可以卖钱，但不会有只是为了名利的艺术。艺术给人以安慰，鼓励，憧憬和希望。只有教育陶冶人的思想感情的艺术，不会有使人坠入地狱，掉进浊水污流的艺术。作家首先要正心诚意。
80年代后一个时期之内，某些作者打着解放人性、回归人性的旗号，以无节制的色情描写去招揽读者。这也是最能显示出作者“创作用心”(还有艺术修养)之高下的一个方面。对此，孙犁在《小说与色情》一文中，总结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时说，儒家(还有道家和佛教)不否认两性关系及其自然的要求，并认为这样重要的人生关系，不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也是不自然的，甚至是不合理的，不可能的。因此，把古代歌谣中的男女相慕之情，也作为神圣经书的内容，任人吟咏”。但儒家同时又规定：男女关系，应“节之以礼，不能淫乱”。唐宋传奇以男女关系为主要内容，且多涉及闺房私事，但其描写，都是有节制的。孙犁说，如果有人以为唐宋传奇的作者们，所以那样节制，是由于“他们都是有地位、身份的文人，他们是受了封建思想、旧道德观念的束缚，没有突破礼教的勇气和胆量，也不一定是事实。他们如此下笔，是基于他们的自觉，即自觉到文人的职责，作品的影响”。
二，人格与文格是否统一，影响到作品的社会效果
人格与文格的统一和相互提高，固是我国文学艺术现实主义传统的特点之一，也是读者所希望和期待的。然而，为人与为文的复杂性就在于：二者之间，并不总是统一的。遇到不一致，即文章虽好，作者之人格却多为人所诟病的时候，读者之对于作者，尽管不能因其人而废其文，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其文章的效果，就会有所损伤了。孙犁在《谈笔记小说》一文中，举了三个例子。一个例子说，宋代蔡绦所著《铁围山丛谈》，“多文过饰非之作，正与其为人同”。这是从反面说明，作者的人格，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再一个例子是，金代刘祁作有《归潜志》一书，第十二卷为《录崔立碑事》。文中记录了崔立作乱时，廷臣为其立碑以媚之。刘则被劫持撰写了碑记。对参与为叛将立碑一事，刘详叙述其经过，并作自我反省。孙犁说，因此之故，“人以为诚信，推重其著作，所记史实，多为正史所取”。虽是被劫持而行，刘祁之为崔立撰写碑记，毕竟是他人生道路上，或者说是他人格侧面的一个污点，但他并不回避此事，并在文章中多自我反省。这是刘祁人格的另一侧面，即其诚信的表现。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文格与人格又得到了统一，从而使他的著作，也获得了诚信的历史价值。第三个例子是，关于清代作者陈康祺的人格，影响其所著之《郎潜纪闻》(共“三笔”，即三部)的社会效果问题。孙犁说，该作“文字流畅，叙述亦生动，能读下去”。但在他所收藏的第一部中，有两处墨笔眉批。一处记作者经历，眉批曰：“毫不知耻，抑何厚颜!”一处记他人事迹，眉批曰：“阁下愧此多矣，何仍作欺人语耶?”对此，孙犁说：“这恐怕是同时代人阅读时批注的，愤愤之情，溢于言表。当然不能怀疑，这种看来深知作者底细，推敲文字并揭疮疤的人，是出于‘嫉妒’，或是报复。总之，著述要修辞立诚，立身尤其要谨慎端正。”在举出上述三个例子，并分别予以评说之后，孙犁又从历史到现实，对那些在一个时期之内，人格与文格都很卑劣，却无意悔改者，以犀利的笔触批评道：“以上所说，当然都是古道，会被时髦文士，看作四旧陈言。时髦文士，专攻时文，闻鸡起舞，举一反三。他们在‘四人帮’时代，初露角刺，已经写下不少造谣生事，伤天害理的文章。有人至今秉性不改，仍以善观风向气色自居。对过去文字，不只无刘祁的良心发现，悔恨之辞，别人偶有触发，仍惯于结帮连伙，加以反噬。不怕云山罩，就怕老乡亲。难得有知其老底之人，将其前前后后文字，汇编成册，批注点明。如此一来，或将其通体虚伪善变之情状，暴露于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