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一个“文学人格学”的雏形
作者：金 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也是推动理论生长的契机。自80年代初期以后，孙犁在阅读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以及耳闻目睹当代文坛现状之际，深切地感受到，作家素质的参差不齐和日渐下降的趋势，正影响着我国文学创作的质量。针对这种局面，在他封笔前的十多年间，孙犁不但写了《谈作家素质》和《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等专题文章，还在其它一系列文论中，从不同侧面强调着提高作家素质的重要性。所谓作家素质，包括作家的个人经历，人伦道德修养，艺术师承等诸多方面。在孙犁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人伦道德修养为核心的人格修养，因为它直接影响着文章的整体格调，即文格的性质。
孙犁在谈论作家的素质，尤其是人格修养时，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艺术风格这一点，而是涉及到了与创作风貌相关的诸多方面。他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文学人格学”的理念，但将他相关的众多论述，加以梳理、概括、提炼、生发，就能为我们提供出一个可以称之为“文学人格学”的雏形。这个雏形，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作家的人格状况，对其作品的文格，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从孙犁的一系列论述来看，作家的品性、品质、器识、情操、道德伦理观念、创作用心，等等，是作家人格的主要构成部分。所谓文格，则是指文章所含社会思想内容(包括社会理想、人生价值、生命意义、人伦道德观念之高下尊卑等等)的格调、情趣和艺术风格等等。孙犁说过“任何文学，都是作家人格的反映，装出来的伟大、渊博、宽宏大量，都无济于事”(《我和青年作家》)；“我……曾想从近代文学中，吸取一些为人作文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鲁迅先生之所以为众人景仰，无异辞，当之无愧，是因为他的伟大人格，对民族的强烈的责任心，对文学事业的至死不渝的耕耘努力。”(《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这是孙犁对作家人格与文学关系的总的看法。围绕这一看法，他从不同的侧面予以展开论述。
作家注入于其中的“主观的愿望”和“血液”的状况，直接影响着作品的成败。诚如孙犁所说，“人类的创造过程，都是以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作为创造的对象和根源”的，而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过程，其间“不能忽视作家主观方面的东西”，即作家“注入到作品中的，他自己的愿望，他本身的血液”，没有这种“主观的输入”，作品是不能成功的没有生命的。然而，“这一事实，虽为历代伟大作品所证实，但并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作品产生，也并不是每一个懂得这种规律的作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这样的作品”的。这是孙犁《谈作家素质》一文中所说的话。在这篇文章中，他还以近数十年来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进一步申述说：“多少年来，我们过分强调了客观的东西，(其实是强调了主观的东西。)固然对创作有不利之处，束缚了创作。但像今天，有些作家所实践的，过分强调主观的方面，(其实是强调了自然的方面。)成功的希望，反而更觉渺茫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所谓作家注入作品的“主观愿望”和“本身的血液”，又是指什么呢?依照孙犁的说法：“从历史上看，伟大作品的产生，无不与作家素质有关”；作家素质的构成是多方面的，而“培养高尚的情操”，即“作家的人生思想，心地情感”，则是“创作的第一步”。以上所引孙犁的这些观点，是他当时(80年代中期)阅读小说作品有感而发的议论。在此之前，他也有感于当时(80年代初)散文创作的状况，借为《贾平凹散文集》作序之机，就情操之对于文章、对于作家的重要性，以及何谓“高尚的情操”等，有过详细的描述。他说：“中国的散文作家，我所喜欢的，先秦有庄子、韩非子，汉有司马迁，晋有嵇康，唐有柳宗元，宋有欧阳修。这些作家，文章所以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悲愤的也好，抑郁的也好，超脱的也好，闲适的也好，凡是好的散文，都会给人以高尚情操的陶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表面看来是超脱的，但细读起来，是深沉的博大的，可以开扩，也可以感奋的。”关于高尚的情操，他则说，那“就是对时代献身的感情，是对个人意识的克制，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是一种净化的向上的力量”。
作家之胸襟抱负，“于山河于文字，均为第一义，既重且要”。这是孙犁在《一九五六年的旅行》跋文中的话。文中还说到：“古人云，欲学子长之文，先学子长之游，此理固有在焉。然柳柳州《永州八记》，所见并非罕遇之奇景异观也，所作文字乃为罕见独特之作品耳。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本人实未至洞庭湖，想当然之，以抒发抱负。苏东坡《前赤壁赋》，所见并非周郎破曹之地，后人不以为失实。所述思绪，实通于古今上下也。”以此观之，“游记之作，固不在其游，而在其思。有所思，文章能为山河增色，无所思，山河不能救助文字”。
1981年4月1日，孙犁为悼念文坛巨匠茅盾去世，作《大星殒落》一文。文末系以韵语。在“借抒悲怀”中，又从作家胸襟抱负的角度，表达了他对作家人格与文格关系，以及对当下某些文坛现象的看法：“作者恢宏，其艺自高，作者狭隘，其作嚣嚣。少年矫捷，逐浪搏风，一旦失据，委身泥中。文贵渊默，最忌轻浮，饰容取悦，如蝇之逐。大树根深，其质乃坚，高山流水，其声乃清。”在谈到散文创作中的状景与抒情时，孙犁也提到了作家的胸襟与志趣问题。他说：“状景抒情，成为散文的意境。意境有高下，志趣有崇卑，不可勉强”。“无情而强抒，与无病呻吟等。感情低下，不如不抒。面对大好河山，内心蝇营狗苟，故作堂皇之言，是对山河的不敬。”(《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
与作家胸襟抱负对文格之影响相连，是如何看待“诗贵有我”、“文贵有我”的问题。孙犁是主张“诗贵有我”和“文贵有我”的。他在这样主张的同时，又总是这样提醒着：诗人和作家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关心群众生活，与他们感情相通”。
如果说，在80年代之前，孙犁更多强调的，是要“诗贵有我”和“文贵有我”，是为了冲破那种“不成文、已经有案可查的说法”，即“不要写自己，不要表现自我，不然，就会使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泛滥”；那么，80年代之后，他强调得更多的，则是另一个